1、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对发展方式的要求
蔡昉等提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引起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是节能减排政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及企业行为激励相容，从而真正得以贯彻的关键。他们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结果显示，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李海舰等提出，财富可以分为劳动财富、自然财富、人文财富三种，这三种财富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中国应当从过去仅仅关注劳动财富的单一求解向同时关注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三大财富的综合求解转变，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进行重新选择定位。
焦必方等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但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利用要素禀赋发展经济，从而忽视由此而带来的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社会、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才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拉美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有：（1）在利用自身资源禀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不能被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2）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要注意发挥经济主体的自主意识；（3）兼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加强政府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管理能力。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陈惠雄等认为，经济增长与生态足迹之间的演化关系是分析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他们应用生态足迹模型测算了浙江省1990—2006年的生态足迹并应用Ulanowicz的生态经济发展能力公式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得到三个主要结论：（1）浙江省1990—2006年人均生态足迹需求不断增加，生态赤字逐年扩大。（2）万元GDP的生态足迹逐年下降，生态经济发展能力逐步有所增强。（3）代表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的多样性指数不断下降，“浙江模式”潜伏着重大的不可持续性信息。目前浙江等东部地区经济下滑的情况比较显著，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明显挑战。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约束，而生态问题背后又是企业组织规模、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原因。宏观调控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质是资源环境约束的结果，这些问题相互联系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它们的认识与解决程度可能从根本上影响着区域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蒋伏心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这一新的概念，他认为增长方式比较不是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的比较，而是增长动力和机制的比较。他提出了增长方式的三种类型，即，“行政推动型增长”、“利益导向型增长”和“效率导向型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利益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的三个发展阶段——“地方利益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利益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和“市场利益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关键在于实现从“利益导向”增长方式转变到“效率导向”的增长方式转变。
随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选择。鲍健强等从大时空跨度和能源利用方式上，分析了人类经济发展形态演变历程，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基于碳水化合物利用之上的低碳经济，工业社会：基于碳氢化合物利用基础上的高碳经济，未来社会：基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基础之上的低碳经济。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导致了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与方法。380林娅等认为，循环经济实现的是人化自然的物质循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实现自在自然的物质循环。而要实现自在自然的物质循环，就必须深化对传统自然资本理念的认识，在将自然资本作静态理解的同时，还必须同时从动态的角度进行理解，即将自然资本理解为是通过人类劳动或自身实现生态自我还原和修复的自然资源和外部环境。确立自然资本新理念，有助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381李永友等利用跨省工业污染数据对环境政策是否有助于实现清洁增长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1）我国采取的环境政策对减少污染排放起到了显著效果，但这种效果主要是通过污染收费制度实现的，其作用弹性达到了0.4.相比较，减排补贴和环保贷款制度对污染减排作用效果不明显，同时，部分地区试行的排污权交易在经验上还没有显示出其在减排方面的积极效果。（2）公众的环保行为没有被纳入我国环境管制的框架内，公众的环境质量诉求还无法在环保执法中得到满足。（3）临近地区污染控制的严厉程度对本地污染控制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地区间污染控制决策呈现出明显的策略性特征。（4）中央政府控制污染的决心未能对地方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环保执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沈利生等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从总体上说，由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故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然而巨额贸易顺差以及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的逆差，而出口产品结构的恶化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减排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使得出口产品的污染排放总量还在上升。
李永友在经济发展质量内涵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刻画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和江苏的经验数据对江苏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实证计算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分析的范围扩展到长三角地区。分析结果表明，江苏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粗放特征，增长效率改进不明显，经济社会结构的协调性较差，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程度较低。
黄海峰等从世界循环经济相关政策的发展历程入手，归纳了循环经济政策工具的各种分类方法和政策类型，并针对创建市场、利用市场、环境管制、公众参与四种类型的政策工具的功能、特性及适用范围进行分析，通过各种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实践应用进行比较与总结，为中国的循环经济政策制定、修改和执行提供参考意见。
徐佳宾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关系亟需调整。其中，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为重要的是三个方面关系，在路径依赖方面应从以资源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导向，在结构转变方面应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同主导，在福利改善方面应从以效率优先的收入分配取向转向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