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转折。
我重新拿起竖琴。我歌唱春天，太阳，重放的鲜花；也歌唱黑夜，滴血的喉管，长长的布满泥泞的道路……没有人阻止我歌唱。那是一段短暂的，令人怀念的日子。
除了写诗，这一年还整理了几篇写于1975年前后的论文。《鲁迅与瞿秋白》即其中之一。未发表。全文分三部分，这里节选最后部分。
瞿秋白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狱中写作的《多余的话》即是有力的罪证之一。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所以称瞿秋白为“知已”，乃是受蒙蔽的结果。
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沥述党史，主动批判自己，承担责任，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超卓识见和坦荡胸怀。无庸讳言，其中确实流露出逃避政治的无为思想和渴望“休息”的颓唐心情，以至今日仍然被人认为有损于他的形象。对此，我们如何评价呢？这里不妨引出鲁迅相关的论述，尝试作比较考察。
一九七一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作过这样的一段忆述：“有一次，瞿秋白写一个纸条给鲁迅，署名犬耕。后来鲁迅问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说：‘搞政治，我实在不会搞，我搞政治，就像狗耕田！’鲁迅对此深为不满，当面批评了他。”在这里，瞿秋白表示出了类似《多余的话》中对搞政治而力不从心的说法。“犬耕”之喻，其实早在写作《饿乡纪程》时就使用过：“新闻记者的职任，照实说来，我是无能力的，颂华说：我们此行，本是‘无牛则赖犬耕’，尽我们自己的力量罢了。可怜中国现代的文化……这种调查考察一国文化，一种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却令我这学识浅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担负——这是人才的饥荒。”为后来的所谓“历史的误会”加了注脚。但是，此间的意思，却并非尽是消极的，虚无主义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瞿秋白曾把一首作于青年时代的诗抄给鲁迅，诗云：“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拿它与写于狱中的《梦回》一诗比较：“小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一样抒写着“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笼罩着颓唐气息。在往来频密的日子里，鲁迅常以瞿秋白曾经使用过的笔名“何苦”称他，并非偶然。无论在认识鲁迅之前或之后，瞿秋白都曾流露过颓唐的心迹。因此，我们说鲁迅了解瞿秋白，是包括了对他的所谓“阴暗面”的了解在内的。
瞿秋白自称不愿当“领袖”，鲁迅也尝自谓不愿作“导师”，而他们其实都做了领袖人物和青年导师。瞿秋白一方面说：“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一方面又说：“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可见，在世界观内部，或在言谈与实际行动之间，也常有矛盾的地方。瞿秋白在经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曾多次想摆脱政治而从事文艺，也不可仅仅视之为意志薄弱和情绪低迷的表现；鲁迅亦曾多次想摆脱论战的烦扰而从事小说创作或撰写文学史。即以瞿秋白一贯的文学主张看，搞文艺也不是想一头钻进象牙之塔里去，只不过转换一条战线，以摆脱那些无谓的纠缠，更有效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而已。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曾这样评述过马克思：“有人说，马克思对国际的工作已感到厌倦，想重新致力于他的科学著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为恩格斯所证实。恩格斯在1872年5月27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提到比利时人关于完全撤销意委员会的提议，并且补充说：‘我本人对这个提议丝毫也不反对，——我和马克思反正不再参加意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写作的时间，而这种情况是必须结束的。’不过这是在发火的时候顺口说出的。”依此看来，瞿秋白之意想终生从事文学事业，也就变得无可厚非的了。
瞿秋白自称“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鲁迅也多次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他自称这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确实吐露了一种长期难以排解的苦闷消沉的心情，甚至说，“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鲁迅多次说过，他自己容易说愤激的话，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因悲且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子弹从背后来，真是令人悲愤”；“我不如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近来时常想歇歇”；“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漩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鲁迅与瞿秋白的自述，无论内容和情调，都非常相近；可以看到，其间显然有着某种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他们出身于同样的破落家庭，各自走过一段艰困的生活道路，面临共同的恶劣的斗争环境，因此，他们互为知己而“以同怀视之”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对于知识分子的劣质性，鲁迅固然作过深刻的批判，但也说过这样感受真切的话：“多感伤情调，乃智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村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可见，鲁迅对于瞿秋白的理解，还包含着一般的人性的同情在内。
鲁迅说：“要知人论世”，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看他趋向之大体”，且“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鲁迅论章太炎，论刘半农，都是实践上述思想方法的出色例子。即使对周作人，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至于周作人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这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鲁迅这两段文字长期不被注意，其实是有意忽略；建国后，没有人就这个五四时颇负盛名的作家写过评论。应当看到，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政治功利主义、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根基相当深厚。在这里，重新认识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从中学习鲁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澄清学术的空气是很有意义的。
1975年3月15日初稿1980年5月14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