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周恩来与抗战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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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荣高棠二三事荣

高棠同志逝世了,享年94岁。

荣高棠原名荣谦详。“七七”事变骤起,他带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陈荒煤、张楠、张瑞芳等,到山东、河南宣传抗日。后来,张瑞芳去了重庆,剧团大部分人员到了延安。荣高棠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曾经演过一个叫卖梨膏糖的节目,轰动全院,从此大家都喊他“膏糖”,几乎代替了他的原名。

1939年下半年,他跟着林伯渠到重庆红岩村,分配在川东特委工作,兼中共沙磁区区委书记,改用荣高棠这个名字。那时张瑞芳已在重庆电力公司的怒吼剧社演戏,张瑞芳替荣高棠找了个抄电表的职务作掩护,在沙坪坝找了间房子,隐蔽下来。

“皖南事变”发生,正逢要过农历春节,荣高棠在家中还醃了点腊肉。

八路军办事处派祝华开车去找他,一见面就叫他和妻子管平赶紧上车,只能把孩子带走,其他东西都不要了,一车拉到红岩村,见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说,昨天就派刘光去找他,特务已经知道荣高棠就是北平学生运动中的荣谦祥,荣高棠楼底下住的就是特务,今天算是把荣高棠抢回来了。

现在决定调荣高棠到成都川康特委,去成都走公路危险,只有翻山越岭步行到成都。荣高棠到成都在一个材料库当录事,和钱瑛、廖志高、孙敬文一起,在中共川康特委工作。

同年六月间,苏德战争爆发。荣高棠调回红岩村,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对外为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因为他多才多艺,活跃,很有凝聚力,荣高棠担任了办事处的救亡俱乐部主任。这时,每隔一个期间,办事处要送一批人到延安去,办事处要把这些男男女女装扮成我们的干部和家属,这就需要编造假名册,为他们一个个改名换姓,教他们记清楚自己的履历,经过周恩来亲自检查后,第二天上路,这样才好对付国民党检查人员。荣高棠兼任这个假名制造所的工作。

1945年1月,周恩来为了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的成果,《新华日报》成立七周年那天晚上,由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在重庆化龙桥报社的广场上,演出《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牛永贵负伤》三出秧歌剧。邀请重庆文艺界知名人士金山、白杨、张瑞芳、路曦、戴爱莲等以及育才学校的师生前来观看。质朴的演出,散发出陕北泥土的气息,崭新的工农兵形象,获得大家热烈的赞赏。三出秧歌剧中,尤其是《兄妹开荒》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剧中哥哥的扮演者唱的“雄鸡、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长久地萦绕在观众的耳际,扮演这位高大、健壮农民的就是荣高棠。他对用小米养育过他的陕北人民,表达了他无限的深情。

白杨看了荣高棠扮演的哥哥说:“单凭技巧是演不出这个人物的。

从那时起,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成了我坚定的信念。”戴爱莲受到秧歌的鼓舞,采用秧歌剧的形式,编出著名的歌舞剧《朱大嫂送鸡蛋》,“鸡蛋慰劳八路军”的歌声,传遍全国各地。

育才学校师生看了秧歌剧演出后、当天就学会了扭秧歌。从此,育才学校成了重庆和大西南传播陕北秧歌的基地。

荣高棠一曲“雄鸡雄鸡高要么高声叫”,唱得更嘹亮了。他从重庆唱到北京,唱到他以后参与领导的体育界,唱到国内外他足迹所到之处。

1982年,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之后,他又唱到重庆。

1982年11月2日的晚上,重庆红岩纪念馆的小礼堂里,灯火辉煌,笑语喧天。原南方局的老战士孔原、童小鹏、许滌新、荣高棠、袁朝俊、紫菲、方卓芬、管平等为座谈南方局党史资料,应邀来到重庆。他们离开红岩村已经36年,现在回来,和红岩纪念馆的年轻一代同志举行联欢。

南方局在红岩村的时代,荣高棠是俱乐部的主任,他和王汶在新华日报社首演《兄妹开荒》,招待重庆文艺界,把陕北秧歌的种子撒在抗日大后方,生根发芽。秧歌这种艺术形式,为争民主、反独裁,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要求下,70高龄的荣高棠欣然应命登场。他头扎羊肚毛巾,身穿陕北农民的白布短衫,系上腰带,与纪念馆的年轻女解说员徐慧一起,演出《兄妹开荒》。在群体伴唱声中,荣高棠扛着锄头,扭着秧歌出场了。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那道地的陕北秧歌舞步,一曲高亢的“雄鸡雄鸡高要么高声叫”,引起全场喝彩。我们这些专业文艺工作者也情不自禁地啧啧称羡。表演完锄地之后,荣高棠幽默地对观众说,现在该我这个演哥哥的偷懒睡觉了,随即躺在身旁一张道具椅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演完《兄妹开荒》后,荣高棠也十分激动。他百感交集地在晚会上口占一绝:“红岩何壮哉,久别又重来;回忆往年事,感慨满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