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所谓胆智，是突出“智藏于心”、“刚勇无敌”之道。在这些内容中，智与胆的关系相辅相成，具体有二“威克”和“识断”。
●遇事需要胆智，胆智越高者，就能赢得自己的一种强势。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越敢作敢为者，越能处处看到成功之路！
【原典。
冯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陷不犯，非无胆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惮而不入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胆臣，君令则臣随。令而不往，与夫不令而横逞者，其君弱。故胆不足，则以智炼之；胆有余，则以智裁之。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刚之克也，勇之断也，智也。赵思绾尝言，食人胆至千，刚勇无敌。每杀人，辄取酒吞其胆。夫欲取他人之胆，益己之胆，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胆益壮。则古人中之以“威克”，以“识断”者，若而人吾师乎！
【解译。
做事要靠胆量，没有胆量者则会成为一个“小老鼠”，当然，讲胆量，不是指挺着身子直往前冲，还必须靠智慧相辅，即带着智慧冒险的人，才是真正有胆量的人！
【冯氏智慧。
履虎不嘎，鞭龙得珠。岂曰溟滓？厥有奇谟。集《威克》。
【经典诠译。
冯梦龙在本卷中主张以硬碰硬，就如敢于在老虎身上下手一样，去解决大难题。
冯氏案例：盯住要害出手才有效
要害是什么？即最容易被人击垮的关键部位。做任何事，都必须知对方的要害，否则一切皆空。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班超”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胡侍惶恐，具服其状。
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
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古今第一大胆！）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后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弓弩，夹门而伏。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
明日，乃还郜告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
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明主！）令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因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
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示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必如班定远，方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赵子龙、姜伯约不足道也。）
辽东管家庄，长男子不在舍。建州虏至，驱其妻子去。三数日，壮者归，室皆空矣。无以为生，欲佣工于人，弗售，乃谋入虏地伺之。见其妻出汲，密约夜以薪积舍户外焚之，并积薪以焚其屋角。火发，贼惊觉，裸体起出户。壮者射之，贼皆死。挈其妻子，取贼所有归。是后他贼惮之，不敢过其庄矣。此壮者胆勇一时，何减班定远？使室家无恙，或佣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图矣。人急计生，信夫！
“黄盖况钟”黄盖尝为石城长。石城吏特难检御。盖至，为置两掾，分工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谙文吏事。今寇未平，多军务，一切文书，悉付两掾。其为检摄诸曹，纠炮谬误。若有奸欺者，终不以鞭杖相加。”教下，初皆怖惧恭职。久之，吏以盖不治文书，颇懈肆。盖微省之，得两掾不法各数事。乃悉召诸掾，出数事诘问之，两掾叩头谢。盖曰：“吾业有敕，终不以鞭杖相加，不敢欺也。”竟杀之。诸掾自是股栗，一县肃清。
况钟，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擢为郎，以三杨特荐为苏州守。宣庙赐玺书，假便宜。初至郡，提控携文书上，不问当否，便判可。吏藐其无能，益滋弊窦。通判赵忱，百方凌侮，公惟唯唯。既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烛，呼礼生来，僚属以下毕集。公言：“有敕未宣，今日可宣之。”内有“僚属不法，径自拿问”之语。于是诸吏皆惊。礼毕，公升堂，召府中胥，声言：“某日一事，尔欺我，窃贿若干，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乎？”群胥骇服。公曰：“吾不耐多烦。”命裸之，俾隶有力者四人，舁一胥掷空中，立毙六人，陈尸于市。上下股栗，苏人革面。
盖武人，钟小吏，而其作用如此！此可心愧口绐之文人，矜庄之大吏矣。
王晋溪云：“司衡者，要识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皆优于科，科未必皆优于贡；而甲与科贡之外，又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必试之以事，而后可见。如黄福以岁贡，杨士奇以儒士，胡俨以举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国初，冯坚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兴宗以直厅而历布政使。惟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
况守时，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烬，遗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砾场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归舍。亟自草奏，一力归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当死，况守叹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当哉！”奏上，罪止罚俸。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无怨。使以今人处此，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过乎！公之品，于是不可及矣。
“窦建德”夏主窦建德微时，有劫盗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连杀三盗。余盗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绳下系取去。”盗投绳而下。建德乃自系，使盗曳出，捉刀跃起，复杀数盗。由是益知名。
以诛盗为戏。△冯氏威克之释用（一）
胆识越大，手段才越厉害《智囊》认为，制服对手靠胆识，胆识决定手段——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终至大胜；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
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所谓“三藩”，指的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尚可喜、耿继茂的父亲耿仲明以及孔有德原来都是明将毛文龙的部下，明蓟辽总督袁崇焕肃杀毛文龙后二人辗转流徙，最后投降后金（清）。
顺治十六年（1659）初，清廷根据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尚可喜、耿继茂驻镇广东（次年耿改福建）。“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的问题。
除垄断地方军政大权外，“三藩”还各处把持驻地财源，搜刮、鱼肉当地人民。吴三桂不仅据南明永历帝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府，而且将明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庄田作为自己的藩庄，又圈占明代卫所军田，将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苛重的租税和徭役。
尚、耿二藩也是如此。他们于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攻占广州后，便创设“总店”负责征收苛捐杂税。
“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实际上，在正式撤藩以前，清廷已开始采取限制措施，以达到逐步削减“三藩”权势的目的。一是于康熙二年（1663）收回吴三桂的大将军印以节制其权；二是于康熙四年（1665）和六年（1667）二次裁减云南绿营兵额以削其势；三是于康熙四年、六年严申藩下官员欺行霸市、与民争利的禁令；四是于康熙六年五月批准吴三桂以有眼病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请求，并于次年趁其亲信卞三元回旗养母之机，另派汉军正蓝旗人甘文任云贵总管，并规定藩下人员不得任督抚等。
康熙铲除鳌拜后，更加紧进行整顿财政，筹措经费；扩编佐领，加强训练，以提高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采取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等撤藩的准备工作。在康熙的努力下，撤藩之势已成，只待有利时机。
在“三藩”之中，尚可喜是惟一一个愿意告老归乡的人。他在顺治十年（1671）就以四境已安、自己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回京调养。两年后又再次请求将故明鲁王虚悬地亩拨给耕种，或回辽东故地筑居安插，但因当时广东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清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康熙十二年（1673）初，尚可喜年届七十，眼见朝廷对藩镇疑心日重，便上疏请求带两佐领官兵为随护，率藩下闲丁等二万余口归老辽东；同时让儿子尚之信袭其王爵，带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认真讨论后做出了全藩撤离的决议。
吴、耿二藩听到尚藩撤离的消息后大受震动。他们为试探朝廷态度，消除清廷对他们的怀疑，也于七月初上疏请求撤藩。出乎吴三桂意料的是，康熙接奏后即表示同意，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
吴三桂等请求撤藩本是试探之举，现在眼见永镇云南的幻想破灭，便决心以武力反叛清廷。十一月二十一日，他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人，扣留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发布反清檄文，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标榜兴复明朝，起兵反清。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惊，不少人责怪倡议撤藩者轻议误国，大学士索额图更力主将倡议撤藩者正法以谢罪吴三桂。但康熙表现得十分冷静，断然否决索额图等人的意见，积极布置平叛事宜。
为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境内，康熙立即派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江陵）防守，并进踞常德，以固军民之心，扼制叛军北上。随后派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陕之地，等待接应进剿云南大军。授广西巡抚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线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广西，牵制贵州叛军。同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梁清标和陈一炳，以集中打击吴三桂。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还发布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决心，同时告诫云贵两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听信诱胁；已从贼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属亲友不加株连。并号召他们擒斩叛军。
康熙为保证东南财赋供应，还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的防务。
为保护东南财赋之地，并防止吴、耿会师江西，康熙及时地加强了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及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将军率兵镇守各地。
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与清廷玩起了“和平”游戏。四月初，他放回朝廷使臣折尔肯和傅达礼，捎回表示愿意和解的奏文。不久，达赖喇嘛也出面建议“裂土罢兵”。但康熙态度坚决，坚持认为对反叛之徒必须消灭。为彻底粉碎吴三桂要挟朝廷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吴三桂为此深感绝望。
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需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为此，他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在湖南、浙江、四川、江南、广东各路增派大将军。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阵容大为改观，不仅充实了兵力，也便于统一指挥，大大增强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也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早在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就有招抚叛军的想法，亦曾连降招抚专敕，但因收效不大而被忽视。王辅臣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又开始重视“剿抚并用”的策略，并将其推广到各个战场。
第一个目标被锁定在福建耿精忠身上。康熙一向认为耿精忠叛乱不同于吴三桂，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野心，是个可以招抚的对象，为此在处死吴应熊父子时，并没有处罚耿精忠在北京的诸兄弟，随后还不断派人前往招抚。康熙十五年（1676）夏秋之际，耿精忠因郑经占据漳州等七府之地与郑经发生尖锐矛盾，加之耿军军饷匮乏，军心涣散，清军便乘机攻入福建，并很快收复延平（南平）等地。耿精忠无力再战，被迫出降。康熙为了给其他叛军树立榜样，并没有处置耿精忠，而是让他保留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结果，郑经的军队很快被赶回台湾，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忠于清廷并被晋封亲王，总管广东事务，康熙十五年（1676）长子尚之信代理事务后，即在部将影响下叛附吴三桂。对此，康熙认为，尚之信势力不强，吴三桂也不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不难招抚。为此他只令简亲王喇布进逼广东，集中力量解决耿精忠的叛乱问题。同年十月，耿精忠降清并被保留原有王爵，尚之信遂在支持清廷的部下影响下，主动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次年四月，尚之信率部降清，康熙命他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同时清军进驻广东，反叛将领纷纷投诚，广东全境平定。
随着陕西、福建、广东叛乱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康熙还将“剿抚并用”策略全面推行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对投诚官兵的安排由原来的优升职级、不打散原编制改为军官陛见候补，士兵或归农，或补充绿营；招降的对象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的骨干分子身上，并让他们回到南方做内应工作。另外则是对降而复叛者从重处罚。
二月初一，康熙为“速定云贵”，将进入四川的两路大军合为一路，由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一起进兵云贵。三月下旬，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份提出由湖广、广西、四川三路同时进兵云贵的建议，被康熙采纳，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进入云南，并在二月份进逼云南首府昆明。征南大将军彰泰也率军进到昆明附近。
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启用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军将领，并调换了指挥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等人，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从三月起，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赶叛军进入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夏国相也在逃到广南后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对于康熙领导的平定“三藩”叛乱及撤藩活动，我们应该有两点明确的认识：
其一，藩镇势力的恶性发展及其以后的叛乱活动，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局面已初步形成，人民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渴望社会稳定，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而“三藩”势力的发展，不仅阻碍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局面的稳固，而且不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如藩镇势力对当地人民的横征暴敛，以及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公开掠夺，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康熙撤藩及对叛乱活动的坚决镇压，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局面的操纵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二，尽管康熙在撤藩的策略问题上有严重失误之处，如简单地以一纸通令将三藩并撤，从而使矛盾过早激化，诱发了这场大规模叛乱活动的爆发，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的周密、高明，以及善后处理过程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例可引申开来，《智囊》告诉的胆识之道正在于：做人办事需要胆识，凭胆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是成功学上的道理。关键是——你的胆识从何而来，另外，千万别把鲁莽当作胆识！
△冯氏威克之释用（二）
手段要硬，并且到位《智囊》曾认为：一个人手段的软和硬，要视不同的对象而别，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在该硬的时候软，不能在该软的时候硬，最巧妙的手段一定是到位的手段。
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终至大胜；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帝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通过严格立法约束官吏的行为是整饬吏治的一个必要环节，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任何立法都需要人来执行，因而人才是操纵胜局的关键因素。对此，康熙倾注了大量精力，除运用通常的考察办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外，尤其注重亲自考察，并利用亲近大臣密奏的办法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刘墉特别推崇康熙大帝，并善于学习其办事手段。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在吏部尚书傅森、梁诗正（均为刘统勋的同僚）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刘墉被授为山西太原知府。
在清代，府是省与州县之间的一级重要行政组织，其长官称知府，原系正四品，乾隆十八年后改为从四品。
山西东连直隶，西邻陕西，南接河南，北与大漠蒙古比肩，被视为京师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太原府地处山西中部四通之地，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故历次授官均以繁难待之。
在刘墉以前，刘家曾有多人做官山西，并做出过重要政绩，都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清官的形象。刘墉的堂祖父刘果，康熙初年曾任太原推官，任内曾捐俸修文庙，设义学，兴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并废除了当地的好讼陋习，受到人民的称赞。刘墉的祖父刘启，曾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阳知府，任内周恤灾民，修葺文庙，重建鼓楼试院，纂修三十四县志，“吏惕民服，善政不可胜举。后升江西提刑，士民泣送之”。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办过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山西通志》称：“乾隆二十二年，以刑部尚书按狱山西并清查亏空，一时墨吏罢斥几尽，而循良者多获保全。逾年，归化城有私伐官木之案，又以协办大学士奉命协巡抚塔永宁往鞫，得实，自将军以下悉按如律。轺车所历，中外肃然。”刘墉的堂伯父刘铤煜，曾以举人历凤台、曲沃、平陆知县，死于平陆任上。任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曾谏止修天井关及阻止西征期间对曲沃民的加派，受到当地人们的爱戴。死后“曲沃民感其惠，争往赙之”。
刘墉出任太原知府一职，应该说是有压力的，一是他此前从没有独立管理地方的经历，却忽然间被派到这块繁难之地，担负起总管一方的重任，心中不免没有把握。二是他的祖上曾在这块土地上做出过政绩，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很好的口碑，自己总不能给刘家清官的形象抹黑吧！再者说来，自己初任方面，总应该给皇上留下个能干的印象，一来不辜负皇上的恩典和父亲的期望，二来也好为自己以后的仕途升迁奠定点基础啊。他不能不认真办事。
有鉴于此，刘墉接到吏部知会后便进宫向乾隆做了辞行（惯例知府上任前要受到皇上的接见，作为一种辞别仪式），随后便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刘墉此次到太原赴任，或是因走的匆忙，或是他向来俭朴，总之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走马上任前要大换行头，而是破衣破帽，一身的朴素。他在一首《赠钜琛侄》的诗中就写道：
帽破衣残到太原，故人犹作旧时看；
才华莫叹江郎尽，风貌真怜范叔寒。
北上帝京鹏路近，南归生男凤巢安；
今朝且预龙山会，黄菊红萸露满盘。
一路上也没有骚扰驿站，《泽州道中》写道：
暮色苍然野气温，天西余赫似朝暾；
荒村过客将求火，小店招商未掩门。
入肆鸡豚丰岁有，在堂蟋蚌古风存；
大行西下吾能说，元气微茫带水浑。
在刘墉上任以前，太原府因种种原因已积累一大批疑难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已积压多年。刘墉到任不久，就将数十件案件审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绅百姓的一致称赞。
山西本为贫瘠之区，财政收入不多，却地居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经此地，前后骚扰数十年，费用颇多。加之官蚀民欠，各地府仓库普遍空虚，根本无法应付地方上的不时之需。刘墉上任后即注意此事，先后筹措资金购谷三万余石，储为府仓，公私赖以为便。
由于刘墉在太原知府的三年任期里，确实干了一些实事，如清积案、整顿仓储等，都受到人们的肯定，故光绪《山西通志》评价他说：“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
从上可知，《智囊》所言“软”、“硬”手段，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成功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