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是二战中苏联德高望重的英雄，权倾一时。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正在国外访问的苏联元帅朱可夫突然被扔在南斯拉夫。等他返回苏联时，他已经被削职为民，受到党内同事和军队中下属的猛烈批判，全世界为之震惊。如今，朱可夫遭罢免的内幕开始撕开，人们重新窥见了近半个世纪前的前苏联权力斗争。
调虎离山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一天，前苏联海军“古比雪夫”号巡洋舰在舰长米哈伊林的指挥下，载着前来南斯拉夫访问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顺利抵达目的港。朱可夫元帅登岸后，巡洋舰掉头朝斯普利特港驶去。按原定计划，国防部长将在那里结束他的南斯拉夫之行，继续乘“古比雪夫”号前往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可巡洋舰刚刚离岸，舰长就收到从莫斯科发来的命令：立即驶往阿尔巴尼亚。
“怎么，不在斯普利特港等候国防部长了？”米哈伊林疑云重重。不料，船到公海之后，他又接到新的命令：返回苏联港口塞瓦斯托波尔。
茫然不解的海军官兵只好遵从命令，把苏联元帅、苏联英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同志扔在异国他乡，返航回国。
对于“古比雪夫”号巡洋舰及其护卫舰队突然返航，朱可夫元帅一无所知。他此行的外交使命是修复苏联与铁托元帅的关系。关于选派朱可夫出访，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是这样解释的：“铁托对我们很有意见，确切地说，是对斯大林有意见，因为斯大林曾把他划为法西斯分子。铁托和朱可夫都是二战的著名将领，都是元帅，他们之间会有共同语言的。因此，我认为朱可夫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
包括朱可夫在内的所有主席团成员都同意这一提议。朱可夫哪里想到，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是别有用心的。
黑海舰队最好的巡洋舰“古比雪夫”号上，苏联国防部长的帅旗迎风飘扬。在数艘护卫舰的护送下，“古比雪夫”号一路威风凛凛地朝南斯拉夫驶去。为保障航行安全，舰队同海洋深处的潜艇一直保持着无线电联络。蔚蓝色的天空中，数架标有红五星标志的苏军歼击机在展翅飞翔，为元帅保驾护航。
朱可夫所到之处，各港口都礼炮齐鸣，热情地欢迎这位二战中威名赫赫的元帅，尤其在攻克纳粹巢穴———柏林的战斗中，其功勋永垂青史。人们热情高昂，兴高采烈，聚集在港口，争相目睹苏联舰队的风采。苏联《红星报》及其他各大报纸都对这些欢迎场面进行了大幅报道，刊登了大幅照片。
直到后来，朱可夫才明白，赫鲁晓夫之所以安排他乘船出访，而不是乘飞机，其目的在于拖延时间。同样，让他的舰队在几个大港口停靠，也是为此目的。从莫斯科到贝尔格莱德，乘飞机不过两小时，而乘船则需数日。朱可夫万万没想到，当他在南斯拉夫与高呼他的名字的人们频频握手时，克里姆林宫内却风云突变，波澜翻卷。
朱可夫的出访舰队驶出塞瓦斯托波尔之后，赫鲁晓夫立即开始他的第二步行动。他紧急召集中央主席团成员开会。会上，他让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宣读了一个通知。根据这一通知，主席团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召开军队部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朱可夫违反党的原则、篡夺军权、在军中树立个人崇拜、贬低党的政治工作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批判。
赫鲁晓夫的计划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军队机关以及莫斯科卫戍部队的立场。为此，苏军各中央机关和莫斯科卫戍区直属机关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并由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亲自作报告。而往常，此类会议都是在苏军大会堂进行，报告人通常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更让人吃惊的是，赫鲁晓夫亲自参加了莫斯科卫戍区的会议，并且在热尔托夫之后作了讲话。其讲话时间之长，甚至超过了前者。与会者们应当明白，第一书记要对胆大妄为的国防部长采取行动了。
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各军区、各大舰队都召开了有当地最高领导和从莫斯科来的特派员参加的此类会议。悬挂在部队礼堂和俱乐部里的朱可夫元帅的肖像被摘掉，曾对这次访问进行大肆报道的《红星报》突然失去了对这一话题的兴趣。
当然，身在异国的朱可夫全然不知国内发生的这一切。各国外交家们首先发现了莫斯科报纸上的微妙变化。在南斯拉夫，接待者们的目光开始有些异样，元帅身边有些人也听到了“古比雪夫”号突然返航的消息。
不久，这一不幸的消息终于传到了朱可夫的耳朵里。他试图跟莫斯科方面联系，但没能联系上。谁也无法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用来与国内联系的通讯设备都在“古比雪夫”号上，然而，现在舰队已返航，国防部长与其随行人员有如一群孤雁，跟祖国完全失去了联系。
被困在南斯拉夫的朱可夫急得六神无主，快要发疯，他下令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一个向他通风报信的人。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他是总参情报总局局长什捷缅科中将。以前，他曾担任总参谋长，但４年前他被降职，军衔也由大将降为中将。什捷缅科是惟一—个不顾朱可夫被批判而始终对他忠心耿耿的部队将领。他通过部队情报系统向朱可夫透露了莫斯科所发生的事。但不幸的是，他为此又付出了职务上的代价，气冲冲的赫鲁晓夫又罢免了他的情报总局局长职务，降职使用。
朱可夫通过军队情报系统得知莫斯科的变故之后，焦虑万分，他立即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恩将仇报，落井下石
在从巴尔干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朱可夫一路苦思冥想，他不在的这几天里，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朱可夫对赫鲁晓夫是有功的。最明显的至少有两次，朱可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濒临绝境的赫鲁晓夫。
第一次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即朱可夫从乌拉尔军区被调回莫斯科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３个月之后，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与克格勃头目贝利亚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他果断地站在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边。此时，他已有７年没在莫斯科露面了，对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之争已很陌生，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同意帮助赫鲁晓夫，在逮捕贝利亚的行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他这么做是对将他调回莫斯科的报答。朱可夫心里很清楚，他能回到莫斯科，全亏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布尔加宁反对朱可夫作自己的副手，其理由是：朱可夫不承认他是一位军事家，因此，他们将很难在一起共事。然而，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却坚持把朱可夫调了回来。
朱可夫率领一帮将军前往逮捕贝利亚，他本人亲自向贝利亚宣布逮捕令。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全靠朱可夫的个人威信才得以成功。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赢得了胜利。他并没有忘记是谁帮了他。１９５５年，布尔加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之后，朱可夫升任国防部长。
朱可夫第二次帮赫鲁晓夫是在１９５７年６月，此事前文已详述。
没想到，赫鲁晓夫却恩将仇报。
有人说朱可夫从南斯拉夫回到莫斯科后只有他的副官一人在冷清的机场迎接他，说他办公室里的电话也被切断。事实上并非如此，他的所有副手们———各军、兵种司令员都前往迎接，候机大厅内挤满了元帅和四星将军。
历史学博士阿·波诺马廖夫曾采访过当时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伊·科涅夫。科涅夫回忆说：“朱可夫于第二天飞回莫斯科，我去机场接他。他走下飞机，旁边是他的妻子。看来他已经知道了中央全会的情况。我们寒暄问好之后，我就走向自己的汽车，他跟在我的后面问：‘怎么，已经不愿意跟我坐一辆车了？’我答道：‘哪能呢，元帅同志。应该是这样坐呀，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坐的。’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克制住自己，问我说：‘哪么谁来接替我呢？’‘听说是马林诺夫斯基。’‘啊，感谢上帝，我还担心是福尔采娃呢……’”
在机场，当大家跟朱可夫握手寒暄时，有一个穿着便装的人悄悄地走到他的跟前。他叫切尔努哈，是中央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每一次都参加主席团的会议，好像是负责会议速记工作的。
他对朱可夫说，“主席团正等着您呢，所有人都到了。”
“现在就去？”朱可夫有些吃惊，他同时感觉到周围的元帅们神情有些紧张。“总得让我回家一趟，换换衣服吧？”
元帅们面面相觑。朱可夫想干什么？谁也不愿承担责任。让他回家，就意味着把他放跑了。不让他回家？大家都了解他的专横脾气，他会立即毫不留情连皮带肉撕下你的肩章。
还是切尔努哈勇敢地承担了责任：“好吧，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您回家换换衣服也好，只是不要耽搁太长时间，主席团正等着您呢。”
一小时后，朱可夫来到克里姆林宫的主席团会议厅。他发现除了应该与会的人员外，到机场接他的所有元帅也都在场。他心想，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会议刚开始的时候倒还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坐在主席位置上的赫鲁晓夫让朱可夫简要汇报一下出访情况。朱可夫顿觉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真要准备逮捕他的话，就没必要听他作汇报了。朱可夫作汇报时大家都一言不发，没人提问。看得出来，大家并没有兴趣听他讲南斯拉夫的事情，今天会议的主要议题还在后头呢。
不祥的预感很快就应验了。赫鲁晓夫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补充之后，不经任何讨论就提议通过了朱可夫的汇报。随后，赫鲁晓夫说：“在您出访的这段时间里，中央主席团召开了国防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
正幕终于拉开了。
“下面请苏斯洛夫同志就这个问题作报告……”赫鲁晓夫宣布。
苏斯洛夫作完报告之后，米高扬、勃列日涅夫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相继讲话。他们虽然秉性不一，但讲话全围绕着一个主题，即抨击朱可夫，说他狂妄自大，藐视赫鲁晓夫和主席团，不重视总政治部和军事委员会的作用，破坏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军队非政治化。
赫鲁晓夫作了简短总结，建议撤销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任命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为新的国防部长，并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朱可夫同志的问题。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提议。
一天以后，中央全会召开了，这就是苏共中央１９５７年的十月中央全会。在以后的３０多年时间内，这次会议的材料一直严格保密，就连党史研究者都无权查阅。因此，党史中一直以较为概括的方式来描述这次会议：全会审议了如何在军队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问题。
现在，这份长达９０页的速记记录已经解密了。翻开这份速记材料，全会的议题只有一个，即“改善苏联陆海军党的政治工作”。报告人是苏斯洛夫。他是这样控诉朱可夫的：
罪行一：朱可夫无端打骂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国防部长最喜欢用的词语是：撤职、免职、开除、撕下军裤饰条、撕掉肩章等等。他斥责政工干部们像没有了嗅觉的老公猫一样，只会夸夸其谈。
罪行二：不知谦虚，爱逞英雄。他找人为他作画，画的背景是在战火中燃烧着的柏林和勃兰登堡大门，一匹战马踩在战败国的国旗上，正腾空跃起，战马上坐着耀武扬威的朱可夫。这幅画酷似著名的圣像画《常胜王格奥尔吉》。他将这幅画挂在苏军博物馆，炫耀自己。
罪行三：波拿巴式的作风，有极强的权力欲。他“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决定组建特工学校，学员定额有２５００名……朱可夫同志竟认为没有向中央汇报的必要。这所学校只应有３个人知道：朱可夫、什捷缅科和曼苏洛夫将军。曼苏洛夫将军被任命为该校校长，他作为一名党员，认为有义务向中央报告部长的这一非法行为。
朱可夫愤怒地驳斥了加在他头上的大部分罪名。他说，他注重的是最终的目的。难道大家没有发现，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国防军日渐强大？苏联国防力量不断增强？朱可夫指望在座的各位元帅，各军、兵种，各军区的司令员们能够明白，他朱可夫对军队的重要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军队纪律严明、组织有力、秩序井然，重大事故急剧减少。那么，各位元帅们，请你们勇敢地走到讲台前，讲清真相，为你们蒙冤的国防部长讲几句公道话。
他的部属出面了，但并不是按照朱可夫希望的那样讲话；反之，他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毕留佐夫元帅最先走上讲台，义正辞严地说道：“自从朱可夫同志上任以后，国防部里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朱可夫实行高压政策……比如，总参谋部制定的用于指导大规模战役的条令草案，被他一口否决。他说这根本不重要，能成为出色指挥员的只是少数人，他们都是天才，根本用不着什么条令来指导。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条令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都会妨碍他们发挥自己的天才。”
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也走上讲台：“我赞同中央关于解除朱可夫同志的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定，全军指战员也都支持这一决定。我也支持将朱可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他还讲了一些难以置信的内部情况，说朱可夫把持军队，向党的领导施加压力，妄图使其按照他朱可夫的意志行事。
著名的铁木辛哥元帅说：“朱可夫骨子里有一种贪图权力的欲望，并且一贯自以为是。这一点在他担任团长、师长和军长的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他还不择手段地压制陆海军中的政治组织。”
此后，科涅夫、叶尔缅科、丘可夫、扎哈洛夫等元帅以及卡扎科夫将军等都相继发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强烈谴责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指出：朱可夫一贯奉行一条错误路线。１９４６年，他被撤销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被派往奥德萨军区任司令员，当时他就承认自己有自高自大、爱慕虚荣和贪图权力的错误，并保证纠正这些错误。但事实上，他一意孤行，知错不改。
很难相信，这竟是朱可夫的好朋友说的活。１９４１年，朱可夫曾劝说斯大林释放被关押的罗科索夫斯基，并将他安排在自己手下，朱可夫很快便让他领导一个机械化军……各位元帅及将军们的发言使朱可夫怒不可遏，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接下来更使他吃惊的是，赫鲁晓夫竟转向本不是中央委员的各军区、集团军、各舰队的司令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同意将朱可夫同志开除出中央主席团的人请举手。”
朱可夫闭上了眼睛，不愿亲眼看见自己面前发生的一切。他甚至想捂住自己的耳朵。但赫鲁晓夫庄严的声音使他无处躲避：“请放下手……反对的人请举手。没有。弃权的人请举手。没有。那么，全体通过！”
朱可夫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羞辱。他站起身，迅速离开会场。那些背叛了他的元帅和将军们默默地目送自己昔日的上司离开大厅。
朱可夫不是政治家
关于朱可夫元帅的故事远不止这些，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有新的细节和传说出现。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时，年迈的朱可夫回答道：“保住了自己的首都，攻克了敌人的首都！”
前不久，二战时期盟军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重新出版。其第一版的俄文本是１９８０年由军事出版社出版的。比较两个版本，不难发现，有关两位元帅１９４５年在莫斯科会面的部分在第一版的译本中有很大的删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读了被删除的情节之后，人们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看看其中的一个片断：“当元帅得知，我们的每个师有１７０００人时，他非常惊讶。他说他曾努力将每个师的人数保持在８０００人左右，但由于无休止的运动和战斗，每个师的人数常常降至３０００—４０００人。
“最能对此事实作出解释的是他所描述的苏军通过雷区的进攻方式。有火力掩护的德国雷场，是造成盟军大量伤亡、进攻缓慢的极大障碍。虽然专家们绞尽脑汁，发明了各种安全除雷的机械设备，过雷场仍一直是件极为艰艰的事。朱可夫元帅很直率地讲了他们的做法：‘地雷分为两种———反步兵雷和反坦克雷。当遇到雷场时，就让我们的步兵勇敢地向前冲，当作地雷根本就不存在。当步兵已经深入到雷场纵深地带并建立立足点以后，我们再派出工兵开辟坦克等武器装备的通道。’我不禁暗自想，假如让一名美国或英国指挥官使用这种战术的话，将会是什么情景。”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原则，对注重人道的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
朱可夫是仅次于斯大林的最高层军事领导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人们有时将这两个人物截然分开：战争中的所有失败都归咎于斯大林，而战争中所有的胜利都与朱可夫的名字相联系。前者被打入冷宫，而后者却被高歌颂扬。
一位前苏联的退伍军官表示：“我在军部做文书时，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进攻之前，朱可夫元帅来到我们这儿。他看到这儿有几位将军，就伸出一个手指，示意其中一位过去。‘这是谁？’他问这位身材魁梧的少将———他是军里一个精锐师的师长。那人报告说，是某某少将。‘你不是将军，是一堆臭狗屎！’元帅冲他大吼。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当众侮辱一位作战指挥官。他心情不好就要拿人出气，谁第一个碰上他谁就倒霉……”
关于朱可夫的传说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有时很难分辨出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民间创作的。４０年代末曾在国防部某局供职的退役上校维克多·伊万诺维奇·菲拉托夫说，当时，在他们局里曾流传着这样一件事：１９４６年，朱可夫第一次遭贬，他被免去陆军总司令一职，到奥德萨军区任司令员，一些平时嫉妒他的将领们在主席团会议上攻击他有波拿巴式的作风，说他有意将自己塑造成拿破仑。“拿破仑？”朱可夫生气他说道，“拿破仑输掉了战争，而我打赢了。”菲拉托夫说，这句话几乎被总政治部的干部们说成了顺口溜。朱可夫说这句话，显然对自己是不利的，这正好反映出他傲气十足，不知谦虚。
菲拉托夫指出：“朱可夫不适合在和平年代领导军队。他在战争中能大显身手，而和平时期需要更多的灵活手段和文雅作风。而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朱可夫怎么可能当得了政治家呢？他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却成不了政治家。他没有远见，在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想推翻赫鲁晓夫的时候，他没有帮助他们；而几个月之后，赫鲁晓夫却撤了他的职，这时，他才痛心疾首，懊恼不已，觉得自己活了一大把年纪，却没有学会看人。莫洛托夫晚年说过：朱可夫虽然也曾参与政治，却没有任何作为，他根本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朱可夫毕竟不是苏沃洛夫，也不是库图佐夫。他们二人都是在宫廷斗争中受过磨练的政治家。就连在列宁格勒和其他战场上连遭败绩的伏罗希洛夫，失败之后也并没有消沉，他后来还升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置。而朱可夫，保卫了列宁格勒，挽救了全苏联，最后反倒成了克里姆林宫勾心斗角的牺牲品。”
两句话的代价
朱可夫被撤职４个月之后，即１９５８年２月，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让朱可夫退休的决议，当然，有关其物质保障仍是有的。他有权穿威武的军服，退休金每月为５５００卢布，外加军衔和军龄补助。他继续享有医疗服务，跟苏联在职元帅们一样可以拥有现有的住房，配有私人轿车，并享有苏联国防部担负费用的别墅。
１９７４年，朱可夫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一家医院里去世。从他被撤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无时无刻不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视。赫鲁晓夫被推翻之后。勃列日涅夫上台，但被罢免的元帅仍没有摆脱别人怀疑的目光，继续受到特工人员的监视。
然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撤掉朱可夫呢？朱可夫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他还两次救过赫鲁晓夫本人，按理说，后者应该对他感激不尽才对。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莫斯科的市中心已经高耸起朱可夫的纪念碑，俄罗斯军队有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朱可夫的军事天才得到应有的评价。但是，上述问题并未得到解答。关于朱可夫被撤职的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元帅觊觎权力宝座。赫鲁晓夫一直坚持并散布这一说法。
在十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讲过这样一段话：“关于特工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建只有朱可夫和什捷缅科知道……我认为，朱可夫把什捷缅科调回情报机关是不无目的的。很明显，他需要利用什捷缅科从事不可告人的行动……我们不知道朱可夫瞒着中央召集这些特工人员是为了什么目的，无法想象这竟是国防部长干的事。要知道贝利亚也办过一个特工小组，就在被捕之前，他将一批亡命之徒纠集到莫斯科。假如当时我们不及时将其清除，掉脑袋的人是谁就很难说了……”朱可夫是否真的曾觊觑国家领导人的位置？毫无疑问，按他的声望可以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更不要说赫鲁晓夫了。某些研究者认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才于１９４６年将朱可夫调到奥德萨军区，后又调到乌拉尔军区———那儿远离莫斯科、离权力中心更远。那么，赫鲁晓夫有担心朱可夫的必要吗？有材料说，赫鲁晓夫身边曾有人向他讲了一些影响颇大的话。说是二战时期许多有崇高声望的军事将领都成了国家领导人。曾担任盟军总司令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元帅当了美国总统，铁托元帅当了南斯拉夫总统，恩维尔·霍查元帅执政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则是弗朗哥大元帅，法国有戴高乐总统，北朝鲜有金日成元帅。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一句话，赫鲁晓夫对此肯定会有所考虑。
除了赫鲁晓夫这一因素之外，再也找不出朱可夫倒台的其他政治原因了。军界人士也只是指责朱可夫粗暴、轻视他们的意见等等，根本没有提到他有夺取国家权力的企图。除了军界，党的领导层也没有这方面的指控，假如他们发现朱可夫有夺权意图的话，肯定是不会放过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可夫被撒职纯粹是因为他人的嫉妒。当时，克里姆林宫里的上层机关几乎全部是由具有将军和元帅军衔的人组成。许多中央主席团成员和部长会议的领导都上过前线，参加过大规模的战役，他们都以战略家自居。但毋庸置疑，他们远远比不上朱可夫。１９４６年，他们鼓动斯大林下令撤了朱可夫，把他打发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前不久，俄罗斯刚解密的文件中说，朱可夫并没有参与围歼斯大林格勒、克里米亚、柯尔孙—舍甫琴柯等地的德军的战役，但他却将功劳划在自己名下。攻占柏林也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功劳。然而，人民的爱戴并不为谁的命令所左右，哪怕是当年斯大林的命令。人民根本不理会那些官气十足的通告，在他们眼里，只有一个人是胜利的化身，他就是朱可夫元帅。这怎么能不让人嫉妒！于是，那些庸碌无为的中央上层人物开始对这位军事天才群起而攻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可夫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专为战争而生、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力挽狂澜的将才，而和平年代他就不适合做国防部长了。在十月全会上，苏斯洛夫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在匈牙利的集团军群由卡扎科夫指挥，而国防部长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决定将其召回，并让其担任国内一个军区的司令。匈牙利的卡达尔同志得知后，请求将卡扎科夫同志留在匈牙利。我们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之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朱可夫同志向中央提出要求，说，应当考虑到他作为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既然已经下了命令，就应该召卡扎科夫回国。我们倒想问一问朱可夫同志：在他作决定之前，是否应该首先考虑到党中央的威信？”
众所周知，这位副统帅在前线从来说一不二，从没发生过将发出的命令收回、将作出的决定更改的事。而和平时期军人所遵循的则是另外一套规律。让这位桀骜不驯的元帅改变自己的习惯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关于朱可夫被撤职还有第四种说法。在１９５７年６月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要求罢免赫鲁晓夫时，是朱可夫救了他。朱可夫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意思是说，假如要做出罢免赫鲁晓夫的决定，他将动用部队。人们没有忘记这句话。朱可夫本人后来也承认，他非常懊悔为保护赫鲁晓夫而说出的这句话，因为４个月之后，这句话反而成了他的罪证。朱可夫从南斯拉夫回来后，立即召开主席团会议，米高扬说他不明白，并且非常震惊于那句可怕的话。“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米高扬质问道。
朱可夫辩解道：“话是说过，但我是说要通过军队党组织去向党反映。”“看来您是有意说这话的。”米高扬神秘莫测地说。“而我原以为您是口误呢。”赫鲁晓夫紧张地听着。也许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让米高扬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对朱可夫的那句话一直大为不安。假如下次再出现一个马林科夫，朱可夫万一站到那一边的话，那将会有什么后果？还是尽快摆脱这位任性的国防部长为好。
在作家弗·卡尔波夫的新书《朱可夫元帅·贬黜》中又出现一种新的解释。该书援引了马林科夫的前助手苏哈诺夫的话。苏哈诺夫对卡尔波夫说，贝利亚的被捕使其两个阴谋没有得逞。其中一个阴谋是：贝利亚准备于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６日在大剧院逮捕中央主席团成员。知道并支持贝利亚的这一阴谋的有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马林科夫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这一情况后，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宣布了他所了解到的一切。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不禁暗想，他们今天恐怕是走不出马林科夫的办公室了。马林科夫说：你们只要积极配合逮捕贝利亚，就可以将功赎罪。两个人都点头同意。卡尔波夫根据苏哈诺夫的叙述，详细描绘了逮捕贝利亚的情景，其间充满了扣人心弦的细节：
将贝利亚从椅子上掀起来并反捆其双手之后，朱可夫问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串通的中央主席团成员是不是也要逮捕？”此话显然是冲着赫鲁晓夫和布尔加林说的。马林科夫没有听从元帅的建议，为此，他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赫鲁晓夫却似乎没有忘记朱可夫的这句话。
朱可夫就因为这杀气腾腾的两句话，成为了前苏联政治斗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