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应邀跨过渭河北上来到澄城县同学家中。渭北平原的辽阔，人民朴质淳厚的生活习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是一片黄土，什么都用黄土做成。而有趣的是，在我同学的家门前，竟栽着一个雕花石桩。黄土的墙壁，黄土的地面，衬着这石桩分外引人注目。一问，说是祖上留下来拴马用的。我细看了一下，石桩雕得很讲究。桩头雕的是狮子，桩身是各种图案。我当时想，也许看惯黄土的人，对坚硬光滑的石桩本身就有一种希罕，何况是这样一根雕花的石桩。后来，天下雪了，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连日不停。我和同学及其父母就整日坐在火炕上，听着风吼雪落，谈着这里的人情掌故，尤其是拴马桩的事。
几年以后，听说那拴马桩竟成了一个“大发现”，在全国学术界引起轰动。我惊喜万分，专程去渭南地区文化馆看了一次收集来的部分拴马桩。此后，我便开始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研究。
目前，各方面收集起来的拴马桩共有千余件之多。主要来自渭河以北的澄城、蒲城、韩城、大荔、合阳、富平诸县。这些县，都基本处于陕北黄土高原向渭河冲积平原过渡的地区，土壤肥沃，自古至今一直是粮棉的重要产地。拴马桩的出现，与这里的经济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拴马桩的实际用途就是拴马，但在当地农民的心里，它又是富裕的象征，发财的标志。当地老人回忆说，过去的大户人家，门前都排一行拴马桩。拴马桩能大批保存下来，这种民俗心理是重要的原因。
拴马桩是用渭北山区的青石打制成的，一般高约1.5米。有一种特别粗大的“看桩”（又称“望桩”、“样桩”）可高达3米以上，堪称庄户人的“华表”。渭河以南也有部分拴马桩，但比渭北小得多。跨越渭河在古代实非易事，这便造成两岸生活风情的不同，导致艺术品风格的差异。
拴马桩的制作时代，大约在宋到晚清时期。庄户人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当地的生活、文化、民族关系和关中农民独特的审美情趣，生动地记录下来。这是一笔不可轻视的财富。
拴马桩通体可分四部分，桩头、桩颈、桩身、桩根。桩根埋在地下，是方形石桩原坯。桩头是圆雕的狮子、人物、猴子、大象、立瓜、仙桃、莲苞等，大致可以归为动物、人物、植物三类。三类中，动物和人物有很多巧妙的组合体，是最为奇特，最有意味的部分。桩颈一般为双层，上层是圆鼓形，台形、带四柱的阁形和花瓣形等，以承托主体形象。下层是在方桩上划出横方形面积，刻以浮雕图案。桩身多为四方柱体，在正面和左右两侧面，也刻有浮雕。桩头的狮、猴前肢或人的臂腕间，往往镂凿通孔，以便穿系马的缰绳。
桩头雕刻是拴马桩的主要价值所在。题材一般来自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都采用圆雕方式，在不到一尺见方的石桩上，塑造出复杂的形象，表现出别致的情趣、故事、传说和信仰。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巧妙融合，构思布局之奇特新颖，手法之娴熟灵活，堪为现代艺术之范本。
狮子是最常见的桩头雕像，一般为蹲狮。蹲狮的最大特点就是“稳”。这不仅是制作上的问题，更是审美心理的表现。在现实生活和现代艺术中，我们见到的狮子千姿百态。而石桩雕刻者独选中这样一个“稳”的姿态，让狮子的威严引而不发，“动”凝结为“静”，外射的力量深深内聚。让人感到一种不只是动物的性格，而是人类文化的内涵。“稳”才使石桩有稳固之感，挺立在那里“镇”住家室，“拴”住财富。“稳”使得作品的装饰性大大增强，超越了对真实形态的简单模仿，而进入一种对美的形式的自由创造。这是艺术经历了多种探索努力才达到的较高境界。蹲狮的形象和雕刻方式表现出明显的程式化特点。我们今天的艺术观点要求创新，打破程式化，但反过来说，程式化的形成，也是艺术成熟的标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达到最高峰的表现。
石狮的雕刻，始于东汉。汉代石狮，风格拙重，且有神化倾向；唐代石狮则基本是写实的，突出其凶猛；宋代以后，凶猛之气减弱，显出驯顺之态。到了明清，便胸前挂铃铛，足下玩绣球，类似于家养的狗和猫。写实终于变成了装饰。同是狮子，造型风格却大不相同。这种变化，有其深厚的历史和心理背景，也揭示了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渭北拴马桩上的石狮风格，显然属于宋以后到明清时期的。这种风格的判定，是拴马桩时代界定的重要依据。把一种野性十足的动物塑造成似猫似狗的形象，实是中国人的独创。这里面包含着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原的农民们千百年祸福不定的生活和由之产生的独特审美心理的复杂内涵。当他们选中了狮子蹲上他们的拴马桩之后，他们极力要使它同时起到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作用。取其威，不取其凶。威，足以避邪；凶则不雅，不合乎他们的审美习惯。狮子身上也似乎注入了儒家处世为人的思想。所以，他们雕刻出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是他们自己的典型形象。
除石狮外，人物是桩头雕刻的主要形象。有单个坐人、蹲狮背单人、蹲狮背多人、人骑马、人骑象、人骑牛等等。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人物不是朴质的关中汉子的形象，倒有点我们今天所说的“老外”的样子。前面提到，这些石雕的大致时代是宋到晚清。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常常激化为战争。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民族大融合。北方原来比较落后的民族，靠着能征善战，不断南侵。中原地区成为他们的马场、草原。直到如今，关中还遗留着“羌村”、“回回庄”之类地名。关中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农民，却知道他们家乡有过羌氏的足迹。拴马桩上雕刻的高鼻子、深眼窝，装束古怪甚至还带着关中少有的猎鹰的，正是古代少数民族形象。
对拴马桩比较熟悉的当地老人，知道很多传统的叫法，如“狮子背回回”、“番子人人儿”、“八蛮进宝”、“鞑子看马”、“戏文人人儿”等。每一种形象，他们都有很多说头，很多讲究。没有长期民族杂居的生活，没有对少数民族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把他们的形象如此逼真传神地雕刻在拴马桩上的。事实上，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占据过关中地区，并有过较长期的生活。就拿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来说，虽然南侵时有胜负，但统治陕北、关中一带竟达100多年。关中农村一直流传着南宋抗金英雄的传说，关于回回的传说等等。
其实，老农所说的“狮子背回回”，其“回回”并不仅仅是今天所说的回族。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都称“回回”。狮子背回回的雕像，最早就应出现在元代。回回的形象特征很突出，深眼窝，高鼻梁，大络腮胡子，头上缠着长布。这种形象和今天很多伊斯兰教国家的人仍然相似，而和我们身边的回族同胞倒有点差距了。明清以后，有很多仿造品，大约就因为作者已不那么熟悉回回人了，所以雕像上的回回有了汉人的影子。再如“鞑子看马”的雕像。所谓“鞑子”就是“鞑靼”，原指蒙古人，后来也指女真人。满族因为是女真族的后代，也称“鞑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反清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子的形象，有的肩上架着猎鹰，骑着马，和那时的蒙古人形象完全一样；有的则拖着长辫。这长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直拖到清末遗老们的头上。
除了桩头雕刻，拴马桩桩身桩颈都是浮雕。这些浮雕，除一般的花鸟竹石之类外，表示吉祥如意的“垂莲柱”、“如意头”是两种最常见的装饰图案。“如意头”最早见于北宋的建筑彩画中，以后逐渐成为流行的装饰图样。明清时期，工艺品的装饰上就经常可见这样那样变形的“如意头”。“垂莲柱”最早见于辽金时期，原为木构建筑的一种装饰性小构件，也称虚柱。现在可以看到的明清时期小型木构建筑物，如亭阁、木牌楼、垂花门等，都有“垂莲柱”。陕西渭北农村一些清代的砖雕墀头、门楼上也都装有“垂莲柱”。
拴马桩艺术的雕刻者，都是渭北当地的老艺人。他们凭着师徒关系世代传播雕石技艺，并不断根据自己的生活和感情进行创新，使拴马桩艺术逐渐丰富成熟。如今有些老艺人还能说出晚清时期他们的前辈雕刻拴马桩的情况。拴马桩雕刻艺术，可能是从桥梁石栏柱、房屋建筑的雕花等装饰里衍生出来的。证明之一，就是这些老人都是综合从艺的。他们制作的有石桥栏柱、石门枕、石神像、门前石狮等。拴马桩只是其中的一种。像大多民间艺术的作者一样，拴马桩雕刻者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精神将随其艺术而永存。
漫长的历史，像渭河一样，无情地湮没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们含辛茹苦，流血牺牲所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全部现代生活的基石。拴马桩，只是这基石上的一小块。通过它，我们却可以窥见一个大文化的背景，窥见我们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