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第一、第二章中有关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崇7文化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亚洲东西部两大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的崇7文化有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两地的文化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崇7文化的关联性表明，古代亚洲东西部之间文化上联系的广泛性和深度都比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要广泛和深入得多，这些联系可能出现在专门的贸易交往形成以前，比我们熟悉的“丝绸之路”出现的时间更早。由于这些交往发生在国家形成以前，并且，当时亚洲中部自然环境条件可能比现在好得多，因此，两地的交往可能比最近的一、两千年间更便捷，更自由和更密切。早期的文化很可能是在频繁和自由的交往中得到了发展或演化。崇7文化的一致性为这一问题的说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大量的证据表明，现代亚洲大陆中部阻隔东西部之间陆上联系的大片荒漠，在数千年以前的规模和对东西交往的阻隔作用要比现在小得多，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造成的自然屏障在几千年间是慢慢扩大的，其阻隔作用是在慢慢增强的，那一地带的自然环境的恶化是东西部文化逐渐隔阂的一个重要原因。
崇7文化的同源性
从前面几章的讨论表明，亚洲东西部崇7文化形式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它表明，崇7文化也可能是发源于一个地区。男性动态周期可能首先是一个地方的人群或部落发现的，并对这种神秘现象形成某些解释和原始崇拜的表达形式，形成一种崇7的习惯和文化，然后扩散到各地。由于男性动态周期的客观性和可感知性，它逐渐被各地的人们感知和接受，在不同地区消化和演变，形成更多的表达形式。
支持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有几个方面：
（1）崇7文化的依据是无明显外部特征的男性动态周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同时发现并采用相同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不大；
（2）崇7文化的分布是陆地相互连接的区域，它们之间便于交往；
（3）崇7文化出现和流行的年代相近；
（4）亚洲中纬度地区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允许东西部人们的自由往来交流。
男性动态周期是一种生理上的自然规律，它可以被不同地区的人们认识到。但男性生理周期并不是像太阳和月亮那样明显的事物，它有可能被发现，也有可能被忽视；也有可能被觉察到了，而没有被刻意的表达，或没有表达为一种人们愿意普遍接受的形式而没能使其成为一种流行的统一的文化形式。而我们所见的崇7文化表达的含义和形式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此，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源头，然后再逐渐演化和发展成更多不同的形式的。
崇7文化出现的区域是陆上可相互联系的。太阳崇拜等这些天体崇拜在南北美洲这些相对孤立的地区都有发展，但是，崇7文化明显地只局限于亚洲大陆的中纬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同一个大陆上的区域。
崇7文化出现的时代是相同或相近的。如果崇7文化现象不是同源的，那么即使不同的地区都出现，它们的出现年代可能会有很大差别。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它们大多是距今5500至2500年间相近年代的产物。从证据来看，目前只有中国发现了6000年以前墓葬品“七孔刀”。那么，究竟哪儿是最早出现崇7文化的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是早期崇7文化最为繁荣的地方，犹太民族记载和发展了部分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而中国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区域以民间习俗和实用方式保留和发展了这种文化。
中国发现的崇7文化以男性生殖崇拜文化来解释依然是合适的。它们的内容和含义依然可以分为与创世和生殖直接有关，与死亡有关（生死轮回，或生死相对应），以及与转折和神灵有关。因此，对中国不同形式的崇7文化作出统一的解释是合理的：
（1）女娲第7天造人神话和农历年初7的“人庆节”或“人日”与《圣经》7天创世造人神话相对应，且女娲造人的生殖含义更为明确，两种神话在第7天和造人两方面的素材必定是同出一源；女娲是人首龙身，也与盘古龙创世神话相呼应；
（2）七七节，与性爱和婚姻相关；
（3）小河墓地生殖柱的7边形和7道横纹与生殖直接挂钩；
（4）为亡灵做“五七”或“七七”，与死亡和再生轮回有关，“五七”或“七七”完全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伊乃娜下阴界》神话诗中的阴府7道大门相对应，也与新疆古墓沟坟墓的7道木栅栏的含义相同。三者的含义是一致的。《伊乃娜下阴界》神话中阴府7道大门是阴阳两界7道关的意思，与“做五七”或“七七”的含义相同。
（5）新疆古墓沟坟墓的7圈木栅栏，是阴阳之间的7道门（或关），可能还包含再生或生死轮回的含义。它位置上介于我国东部和西亚之间，是崇7文化东西区域相关联的重要证据。
（6）7庙如果与中国的祖宗崇拜有关，那么，它也与对始祖龙的崇拜有关，其根本也是生殖崇拜的一种形式。它出现在中国中西部，与龙文化起源区域相同。
（7）“七孔刀”，含义尚不十分明确，如果仅仅是墓葬品，与死亡和神灵相关，它们可能也是生死轮回的观念的一种表示。如果与祖宗崇拜联系在一起，它们与7庙的含义一致。
早期中华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的关联
崇7文化在亚洲中纬度东西部地区的广泛分布的一致性和极大的相似性表明，亚洲东西部两地在文明初期的文化发展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崇7文化的一致性确实是亚洲中纬度地区东西部文化起源相互联系的一个证据，那么，就会有其他多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明这种联系的存在。因为，很显然，如果两地之间有交往，那么这些交往不可能只局限在崇7文化一个方面，而应该是多方面的。纵观各方面的文化史实，可以发现大量中国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相似之处。除了崇7文化以外，中国古代文化与西亚苏美尔人文化的关联还反映在文字、农历、时间、计数单位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一致；在农用工具和耕作方式及技术方面的一致；在人种生物学特征上的一致等。
（1）苏美尔人与中国都采用相似的文字——象形文字。苏美尔人的文字是刻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是以字为单位以相近大小的方格子范围内的多个三角形（楔形）笔划所构成的图形文字，笔划与字的发音无关，是非拼音文字。早期的苏美尔文字是依据事物的图形以线条刻写在泥版上的，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与中国早期的线划象形文字十分相似。而后苏美尔人的文字由线划图像简化抽象成更为简单的笔划符号，用芦苇杆做笔压印在泥版上，笔划多为近似三角形形状的楔形，类似于汉字中的“点”、“提”和“沟”的笔画形状，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其文字结构与汉字依然有些类似。楔形文字刻写在潮湿的泥版上，然后烘干或晒干保存。所以有很多保存下来。由于苏美尔人的语言不同于当地任何周围地区的一种语言，现代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苏美尔人来自东方，他们的语言与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区的所有语言都没有关系，被称为是一种胶着语言。直到公元前435年，巴比伦陷落后，楔形文字和语言才完全消失。它们在两河流域的历史曾经沿用了3000年以上。我国至今发现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刻写在甲骨上，称为甲骨文，与苏美尔人的文字相似，且两种文字早期的书写方法也一致，都是刻写。只是刻写的载体不同，一种是刻在骨头上，一种刻在泥版上。这两者方法的相似性是不可忽视的，这在亚欧非广袤大陆的古代文明中，是非常罕见的。从数量和应用范围来看，美索不达米亚保留下来的古文字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且涉及和应用的范围也较广。
（2）历法。中国农历不仅有阴历月，还有阳历年和阳历的24节气。中国的农历用相隔一段时间置一个闰月的方法来调整阴历12个月与阳历年之间时间上的差异，它因此是一种阴历与阳历的结合，这种方法至今仍在使用，这也是中国春节为什么不是固定在某一天的原因。在目前世界上来说这是独一无二的阴历与阳历的调整方法。然而，有证据表明苏美尔人在距今4000年前已经在使用这一方法，苏美尔人采用阴历和阳历结合，月份采用阴历，年采用阳历，阴历月与阳历年之间的差值用植闰月的方法——在3～5年中加入一个月的方法来调整，这种方法与中国现在的农历基本一样。这种独特的文化在亚洲东西两地遥相呼应的现象，似乎更加支持苏美尔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世界上有不少地方采用阴历，但像中国农历那样的阴阳历只有苏美尔人和中国两处，苏美尔人的历法与中国农历如此相似，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值得考证。
（3）12时辰一日的计时。在计时上，12时辰一天的计时方法我国至少在民国以前一直在正式使用，即使今天的人们算命也仍然以“生辰”作为论断的依据。一个时辰相当于两个小时，一天12个时辰。中国古代的时间一直采用十二时辰一天，这种时间体系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在现代钟表普遍应用以前，中国的村镇晚上的报时采用打更的办法，“半夜三更”的成语即源自这一计时方法。而苏美尔人一天的时间也是12个时间单位，这两者也十分一致。与农历历法一样，这两个相距遥远的地区同样的计时方法也很难说只是一种巧合，特别是在其他证据已经表明两者之间的联系性以后。
（4）60进制的计数。苏美尔人是世界上首先采用60进制度量圆周和角度的人，60进制在苏美尔人的泥版中同样也有明确的记载，目前认为苏美尔人发明了60进制。中国古代在年代记数上采用60进制，是一种循环的计数方式，只记数字，而没有对循环次数的系统标识，类似于圆周的表示。这种计数方法直到民国时期一直在使用。这一特别的计数方法又说明了中国古代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某些一致性和联系。
（5）相似的农用工具。犁是耕作业的主要工具，它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到20世纪80年代，犁仍然是中国农村一半以上农民主要的耕作工具。即使是在21世纪，一些装备现代通信工具的农民仍在使用几千年以前的牛拉犁技术耕地。一些学者认为，犁在中国已经至少有5000年历史。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犁同样也是古代农田耕作的主要工具，那儿犁开始应用的时间在5500年以上。相似的工具，相似的技术和方法，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从亚洲东西部人类两大文明发祥地的崇7文化（或男性文化）的一致性和上述多种技术和文化习俗的一致性来看，两地文明的起源可能是同源的。
苏美尔人大约是公元前3500年前从中亚迁徙过去的，从考古发掘出来的苏美尔人的陶俑的形体特征看，他们更接近蒙古人种。他们的头发为黑色，他们的语言在当地也是独一无二的，与美索不达米亚周围的任何语言无关。克莱默《文明摇篮—伟大的时代》中说：“他们大概是从亚细亚中部穿过伊朗来的，在这个第三大族来了以后，两河流域南部便在人种及文化上，又产生了—次大融合。它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
古代亚洲东西部交往的可能性
亚欧非大陆的古代文明是在交流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在多种学术著作中已经有充分的讨论，《技术史》中的多个章节明确说明这样的观点①。但对中国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文化的具体联系细节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亚洲东西部之间在文明初期的联系，从古代两地之间的通达性、不同族群交叉混杂居住的证据，和两地文化的相似性上都能得到证明和启示，苏美尔人有可能是从中国黄河上游的一些农耕部落向西迁徙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展壮大起来的族群，苏美尔文化是在当地适宜的农耕环境中，与当地文化和中国故地的文化不断交往中发展起来的。
在距今6000年以前，大范围的国家政权尚没有出现，人们尚未有疆域的概念，人类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东西部之间的漫游不存在领土界线的障碍，没有大型的组织和集团控制大片区域造成通行障碍，人们在广阔陆域随意迁徙和漫游的人为阻碍较少。这种情况从东西两地都有不同民族交叉杂居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丝绸之路沿途的新疆小河墓地和古墓沟发现的干尸是从西方来的白种人血统，而最早创造了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文明的苏美尔人，他们塑像的外部特征显示他们更接近蒙古人种，他们有黑色的头发，被称为“黑头人”。因此，他们则很可能是来自中亚甚至东亚。
在地理环境的通达性上，现在中国中西部与西亚之间最大的天然屏障是塔里木盆地中东西长约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从我国西部气候的历史变化的情况来看，4000年以前的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方很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天然屏障，而是没有流沙或流沙较少的开阔荒野，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尚适应一定的农牧业生产和少量人口居住的地方，是可以通行的开阔地带。从4000年前的小河墓地遗址情况来看，4000年前塔里木盆地那一带，有比现在好得多的气候环境和村落环境。即使到了2000前的汉朝西征时，塔里木盆地的通行性仍然还不是最大的障碍。因此，在气候变得像现在那样十分干燥以前，塔里木盆地的许多地方是适合通行的。
早期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位置在西部，从中国西部农耕中心到苏美尔乌尔等城邦地区的直线距离在5000公里以内，古人是完全可能到达的。如果古人以每天25公里的速度行进，200天左右可以到达目的地，1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往返。而如果是部落的漫游迁徙，即使每天行进15公里，一年左右的时间也能到达目的地。在当时沿途自然环境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沿途都会有居民村落，获得补给物品是完全可能的。因此，空间距离和沿途的地理环境都不是难以克服的。人们可以一次迁移，也可能分段分期分批迁移，很可能是众多族群漫无目标地多次迁徙，而有一个或几个部落到达了那儿，在两河流域适宜的环境中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与东部有相似文化基础的苏美尔文明。
亚洲东西部的古代文明的交往
美索不达米亚和黄河上游的古老文明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亚洲东西部地区古代广泛交往和联系的可能性是成立的，也是实际存在的。亚洲东西两个古老文明是有相互关联的，是在相互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苏美尔文明与中国早期文明的相似性也说明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关联。崇7文化的一致性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和细节。
苏美尔人可能是古代那些从东向西迁徙之中最成功的一组或几组部落和族群，他们有可能源自黄河上游或内蒙和新疆一带的耕作农业区，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辗转迁徙以后，在西亚找到了一个与亚洲中部自然环境相仿的沿河稀树草原地带，在那儿发展了农业技术和文化，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时期的辉煌文明，然后又将它传播向四周。崇7文化的传播也有这样两种可能，一是迁徒的族群从东方带去，在西亚生根开花，再来回交流；二是崇7文化由这些部落在西亚兴起，再传回东方。
广义的“丝绸之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经过中国西部荒漠地带、连接中亚和西亚的陆上贸易通道是自古就有的，是在人们开始生产丝绸和丝绸贸易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它不是人们为丝绸贸易专门开辟的通道，而是古时候一片开阔的适合通行的原野，是联系亚洲东西部的广阔通道。只是在环境恶化，沙漠化变得越来越严重、通道变得越来越狭窄和艰难时，人们仍然坚持经过这一地区从事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往，这些狭窄而艰难的通道，因此被称为了“丝绸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由开阔变狭窄的，而最终湮没在茫茫沙海之中。这种环境的变迁可以从新疆当地类似于小河墓地、楼兰等地的考古证据中得到证实。
中国古代的早期文明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开放和交流中发展起来的。这种交往是全面的，它包括商业，技术，文化，科学甚至人种本身。中国西部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明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与周围地区以及更西部的地区有密切的联系的一个农耕文化中心，这种与更西部地区的联系在东周时期与周围地区的交往情况中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文明是在与外界不断的交往中发展和进步的，甚至像国家政权这样的概念很可能也是通过相互交流或向外界模仿学习而来的。比较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大范围帝国形成的时间看，相似社会体制的形成，也可能是不同地区之间相互交往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各地自发形成的，亚欧非大陆以外的世界上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帝国政权形式就是一个反面的证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帝国形式和观念很可能是在与外部交往，在与西亚文化的交往中获得的，而不是独立而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范围内帝国形成的时代与美索不达米亚时间的相近性和滞后性说明了这一点。“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类似这样的情况表明，中国早期历史上内地和沿海地带的文化断层现象是文化交往和政权格局急剧变化的结果。
文化是在交流中发展的，历史上美洲和澳洲相对孤立地区的缓慢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2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几乎停止不前的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历史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封闭条件下，一个地区的技术和文化只能是非常缓慢的渐变，而不可能产生和形成巨变或跨越。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不应该在空间上孤立地来看待历史，在空间上隔绝或孤立地看待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也会被分割成碎片而不成为历史。
中国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引进和学习了民主共和的概念，模仿着西方推翻了封建专制皇朝。近30多年里，从外部学习大量科技和工业社会管理体系，提高了自己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也使自己的产品遍布了世界各地。所有这些都是交流和学习的结果，是文化交流所带来的文明提高的结果。中国近代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进步，除了语言文字等传统和主要的饮食习惯以外，从服装、建筑，交通设施、家电等各种生活需要，到科技、教学以及新的社会观念和体系都是交流带动的，这些科技和文化在一段时期内的剧变和断代现象，都是与外界文化交往的结果。它们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开放和引进的结果。交流本身就是文化和文明的一种属性，现代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文明的力量是能够穿透人类历史的时空而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力量。崇7文化由于它丰富的人性内涵而流传延续了数千年。
结语
崇7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男性崇拜文化，它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见证。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自身的认知，人性的表达始终是贯穿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