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金
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
我第二次回到上海来，坐在你从前常常坐的沙发上，望着油漆剥落的墙壁和尘封的书架，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梦醒了。我疲倦。我闭上眼睛。我想休息。可是你来了，你站在我的面前。我睁开眼睛，我觉得你坐在写字台前，背向着我，埋着头在写什么东西。我站起来，我想唤你，我要像从前那样地和你谈话。我先咳嗽一声。你的影子没有了。写字台前空空的没有人。屋子里这时候除了我，也没有别的人。我唤你，听不见回应。我提高声音再唤，那空虚的声音使我自己也吃惊。我用不着再骗自己了。我看见你病，我看见你躺在死床上，我看见你的棺木入土。我还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你呢？
我痛苦地、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我又在沙发上坐下。我真应该休息了。我倦得很。我又闭上眼睛。可是我的脑子不肯静下来。它动得厉害。二十三年前的情景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麟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儿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惟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惟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漂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我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无论在东吴或者燕京，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啊。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毕业改变了你的环境，也给你带来一线的希望，你可以“自食其力”了。你找到了职业：天津南开中学的英文教员——虽然待遇不好，但是这与你的兴趣相合。你借了债，做了两套可以穿上进课堂见学生的西服。你还为自己订下了一些未来的计划。可是打击来了。大哥突然服毒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家”需要我们。你毅然挑起这个担子，你按月寄款回去。你有限的收入变得更“有限”了。那些未实行的计划像空中楼阁似的一下子完全消失了。一块大石头压到你那刚刚昂起的头上，从此就没有看见你再抬起它来。像一只鸟折断了翅膀，你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
你默默地忍受一切。或者更可以说，你放弃了一切。你在南开中学的宿舍里住了十年。你过得不算太苦，但也并不舒适。看电影是你惟一的娱乐。天真的年轻学生是你的朋友，他们给你的单调生活增加了色彩，他们敬爱你，你也喜欢他们。可是没有人知道你的内心。我到天津去看过你三次，最后一次却只住了一个夜晚。我看出你的疲倦、寂寞和衰老。我屡次想和你谈你自己的事，可是我始终无法打开你的心。你关心我倒多过关心你自己。有时我逼着问你，你总是拿“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一句话来封我的嘴。讲话时你常常带着笑容，但你的微笑是寂寞的、疲倦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消磨尽了你的勇气和热情，你不诉苦，但是你也不再挣扎。你默默地过着这平凡而和平的生活。可是你的脸颊却渐渐地消瘦，身体也渐渐地坏下去。离开你时，我总担心是否还能够和你再见。第二次我来到你的身边，你还是带笑地说你过得很好。但是你真的过得“很好”么？
十年毕竟过去了。为了换取这漫长的岁月，你不知花了多大的代价。抗战后第二年秋天我从香港写信约你到上海，起初你还说打算再做一年教员，后来你改变了主意，离开大水中的天津来上海了。我比你早一个月回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得到你动身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上听见了你的唤声，我从窗里伸出头去，你站在大门前也正仰起头来看我。是那样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差一点儿不认识你了。
我握着你的手，我对你说我要让你在上海过几年安静的生活，你默默地点点头。我们在一块儿住了十个月，你得到了休息，但是没法治好你心上的创伤。音乐和翻译工作做了你排遣寂寞的工具。对工部局交响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你从没有缺过席，西洋古典音乐的唱片更是你分不开的伴侣（你尤其爱好声乐，自己也喜欢唱歌）。岗察洛夫的名著《悬崖》在这十个月中译成了，你又开始作翻译《奥布诺莫夫》的准备。可是这一切并没有减轻你的寂寞，相反的它们还使它增多。你的生活圈子似乎变得更狭小了。
我在法国战败后一个月离开了上海。你把我送上直航海防的轮船。开船时，我立在甲板上对你挥手，在你旁边还站着后来被日本人捉去至今生死不明的友人陆圣泉。你在岸上对我微笑，圣泉也对我微笑。我当时哪里想到这便是映入我眼里的你们两人最后的笑容了！
一眨眼就是五年，这五年中间我们整整有二三十个月不曾通过一封信。日本兵占了上海租界，普遍的迫害开始了。圣泉遭了毒手。你小心，我也不愿给你招来意外的麻烦。在桂林我还接过你的短函，在重庆我却无法知道你的生活状况。路完全隔断了。后来我才听说你也在暗中打听我的消息，你也许担心我在湘桂大战中做了一件不值得的牺牲品。事实上我却很健壮地活在重庆。
“胜利”意外地来了。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我可以和留在上海的你们见面。我打了电报去上海。回电说你大病初愈，圣泉下落不明。你要我即刻去沪。可是交通工具全被“官”字号的人占去了，我们这类于抗战无功的人是没有资格“复员”的。我等待着。等了两个多月，我赶到上海，你已经躺在病床上了。据说你是在两天以前才病倒的。病势不重，就是体力太差；上次的病是肋膜炎，还经过危险期，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靠着朋友一家人的照料，终于好了起来。
那个晚上我们睡在一间屋子里，你很兴奋，拉着我谈了许多话。我要你休息，劝你少讲话。你说你不累，你一定要跟我谈个痛快。你还说，每天谈几段，谈两个星期便可以把你想说的话谈光。我一定不让你多谈，我说有话等你病好了慢慢讲。
我在上海住下来，我过的仍旧是忙乱的生活。我还避免和你单独谈话的机会，我害怕多说话使你伤神。你说你的病不要紧，我也以为你的病不要紧，你需要的只是休息和营养。我相信你不久便可以好起来。并且看见你在朋友家里得着很周到的看护，我十分放心。每天大清早，我刚睁开眼睛就听见你在病床上自语：“好多了，好多了。”那是你量过温度后用高兴的声调说的话。我也高兴，又蒙着头睡去了。我万想不到你这样骗了你自己，也骗了我。但我的疏忽是应该受指责的。我起初并没有注意到你病势的加重，后来还是一个朋友提醒了我，要我送你进医院去。我的劝告你不肯接受，我又无法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我向你谈过几次，都没有用。最后你回答我：“过两天再说。”这样又拖了两天。终于你认输似地说了出来：“那么还是早进医院罢，今天我觉得体力不成了，起床大便都感到吃力了。”
靠着另一位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你便住进了医院。你喜欢静。病房外面便是一个幽静的小花园。透过玻璃窗你可以望见一片绿色。关上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儿声音。“三哥，你满意吗？”有人问你。“满意。”你点头回答。我们预备让你在这地方至少住两个月。谁也没有料到，你就只有七天的寿命。
在这七天中你似乎并没有痛苦。对于询问你病状的人，你总是回答：“蛮好。”就在你临死的前两天，你还是觉得自己“蛮好”。没有呻吟，没有叫号，你安静地躺在床上，并不像一个垂危的病人。那个晚上，我在病房里陪了你一个整夜，你时眠时醒，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却始终讲不出来，我听见的只是一些断续的字。你似乎有些激动。可是第二天你又得到了安静的睡眠，而且清醒地对我们讲话。看得出来你的精神更差了。我们虽然担心你的体力支持不下去，却没有想到你那么快就离开我们。你自己不相信你会死，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死。可是死突然来把你抓走了。
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早晨我刚起床就得到医院里来的电话。“三哥完了。”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我没有流泪，站在电话机前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我把这个消息转告朋友的太太，她立刻哭起来。这个好心的女人，这些年来她一家人在最黑暗的时期中给了你友情的温暖。为了挽救你的生命，他们已经尽过力了。
我赶到医院。病房的门大开着，你静静地睡在床上，白色被单盖着你的身子，我揭开面纱，看你的脸。一夜的工夫，你变得这么瘦，这么黄，这么衰老！两眼紧闭，脸颊深陷，嘴微微张开。我站在床前，咬着嘴唇，我在心里讲了一句话，我等着你的回答。
你没有声音。朋友把面纱给你盖上。另一个友人带来两束鲜花放在你的身边。看护小姐要我们退出病房。我们站在窗前阶上等候殡仪馆的柩车。这等待的时间是很痛苦的。我们谁都不愿讲一句话。我不平地问着自己：这就是死么？你一生就这样地完结了么？我不忍回答。死毁坏了一切。你原说过你等着我回来有许多话要对我讲，有一些梦要我帮你实现。现在这一切都成了一阵烟，一阵雾。你没有能讲出什么来，也不曾从我这里得着什么安慰。你默默地走了。据那个朋友说，你临死时只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下午两点钟你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九天后我们把你葬在虹桥公墓。活着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死了你也是孤零零一个人。你留下两部未完成的译稿（岗察洛夫的名著《奥布诺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一部已译完待整理的中篇小说《女巫》（亚·库普林著），一本已付印的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和十多篇零碎的短篇译文。此外便是朋友和学生对你的敬爱的纪念了。
从墓地回来，我非常疲倦。我已决定两天以后回重庆去。我坐在你住了五年的楼房里，回想着我这一个月来的上海生活。我来，我去，你病，你死，一切都是这么匆匆。我再想到在这短短的聚合中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我才明白你是这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一个人。可是在我多么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永远离开我去了。
“活了四十多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这是多可悲的事。”你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你死得并没有遗憾。你活着时没有害过谁，反而常常把你有限的收入分给别人。你做过十年的中学教员，不少的学生得过你的益处，他们常常带着敬爱谈起你，但是你自己却喜欢谦逊的平凡生活，始终不让人把你看做青年的导师。你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你虽然默默无闻地过了一生，可是你并没有白活。你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悄悄地走了。你不愿意惊动别人，但是你却播下了爱的种子。再过四十年你的纪念也不会死的……
我睁开眼睛，屋子里还是静静的。有人在二楼讲话，还有人在笑。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又经历了过去二十三年的悲欢。现在是你死后的第六个月了。我侄女说：“我要到下面去找我的爹爹。”现在她已经做了两年小学教师，却始终得不到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不愿伤害她的心，把你的死讯瞒着她。但是她那敏感的心已经猜到了一切。人告诉我，有好几个星期天，她回到家里不笑，也不讲话，最后她生母问她为什么不给她的“爹爹”写信，她哭着回答：“用不着了。”她知道她一切的梦全破了。为什么不让她和你见一面，住一个时候？为什么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对你倾吐她的胸怀，叙说她的梦景？她喜欢音乐，像你一样；她热诚待人，像你一样；她正直，她无私心，也像你一样。你们在一块儿，应该是一对最理想的父女。为什么她这个小小的要求也不能够得到满足？让她在这样的年纪就尝到永不磨灭的悲哀？
没有人来回答我这些不平的疑问。你已经和平地安息了。可是那个善良的孩子前面还有长远的岁月。她最近还来信诉说她的悲痛。我无法安慰她。我希望你的纪念能够给她勇气，使她好好地活下去，让她能够得到一般年轻人应当享受的人间幸福。可怜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