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的整顿及其最终结局，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汇成的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范围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变迁的行动。”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八月指示”，整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产物，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