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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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我接到“父病故速归”的电报

1968年1月2日,我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我看过电报以后,归心似箭,真想请个假回去看看,亲自伺候伺候生我养我、含辛茹苦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想,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到这里工作,情况还未熟悉就请假回家,实在难以开口,于是就默默地把电报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讲,把难过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怎么也控制不住难过的心情。男儿有泪不轻弹,亲人离世泪满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江青还没有起床),汪东兴批准我回去料理老人的丧事。

汪东兴考虑到我调到江青处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和江青接触,阎长贵还没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处理,她不会找我处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无须再报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老家了。

汪东兴批准我回老家以后,阎长贵派人替我买了火车票,又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样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还没有顾得上环视周围的亲人,就直奔父亲居住的南屋,一进房门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腊黄、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的老父亲。我快步跑到父亲的遗体旁,抱着他的头痛哭起来,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亲埋葬在我家的祖坟上。

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原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无法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养病。

第四天,中央办公厅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到我家,催我赶快回北京,并带来汪东兴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没有止住,高烧还没有退下来,身体十分虚弱。我的老母亲不愿意我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几天。经过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说:“在外边工作,不自由,身不由己,还是国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给国家了,忠孝就不能两全,快点回去吧,不能为了家的事,耽误国家的大事。”我听了老人的话,想马上走,可是站不稳,走不动,况且,我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45华里,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怎么到火车站呢?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从当地驻军三十八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的领导怕我们不安全,车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枪,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把我护送到火车站,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东兴的住地。

由于在火车上折腾了一天时间,我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走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此状,立即叫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以后,我发现汪东兴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经过医生的治疗,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阎长贵被带走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