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2日，我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我看过电报以后，归心似箭，真想请个假回去看看，亲自伺候伺候生我养我、含辛茹苦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想，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到这里工作，情况还未熟悉就请假回家，实在难以开口，于是就默默地把电报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讲，把难过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怎么也控制不住难过的心情。男儿有泪不轻弹，亲人离世泪满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江青还没有起床），汪东兴批准我回去料理老人的丧事。
汪东兴考虑到我调到江青处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和江青接触，阎长贵还没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处理，她不会找我处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无须再报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老家了。
汪东兴批准我回老家以后，阎长贵派人替我买了火车票，又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样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还没有顾得上环视周围的亲人，就直奔父亲居住的南屋，一进房门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腊黄、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的老父亲。我快步跑到父亲的遗体旁，抱着他的头痛哭起来，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亲埋葬在我家的祖坟上。
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原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无法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养病。
第四天，中央办公厅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到我家，催我赶快回北京，并带来汪东兴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没有止住，高烧还没有退下来，身体十分虚弱。我的老母亲不愿意我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几天。经过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说：“在外边工作，不自由，身不由己，还是国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给国家了，忠孝就不能两全，快点回去吧，不能为了家的事，耽误国家的大事。”我听了老人的话，想马上走，可是站不稳，走不动，况且，我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45华里，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怎么到火车站呢？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从当地驻军三十八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的领导怕我们不安全，车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枪，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把我护送到火车站，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东兴的住地。
由于在火车上折腾了一天时间，我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走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此状，立即叫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以后，我发现汪东兴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经过医生的治疗，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阎长贵被带走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