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加编者按。按语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了五七学校（因为参加劳动锻炼的既有干部还有职工，故不称干校而称学校）。
1973年10月初，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从江青那儿出来的那两位小同志（指我和周金铭），到你办的那个五七学校去锻炼，他们都是北方人，不知道大米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叫他们熟悉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
1973年10月11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上了南去的火车。火车行驶了37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进贤县火车站。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到了五七学校七连（1974年七连与五连合并成了二连）。五连、六连、七连都是种水稻的，又称五七田连队。我们到达连队时正好赶上收秋水稻，一天都没有休息，第二天就下田割稻子。那时，割稻子大部分是用人力割，少部分用收割机割，目的是为了劳动锻炼。我在老家时割过麦子，虽然割麦子与割稻子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基础，比别人割得并不慢。有一位老五七战士叫沈永金，他的年龄虽不比我大，但他到五七学校比我早四年，他又是南方人，割稻子是一把快手，我敢于和他比赛。
水稻的收割、脱粒、晾晒、入库等过程我们都参加了。
冬天的劳动主要是平整土地，修补水渠，种红花草（作肥料），种油菜。除此以外的时间是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路线及其罪行；学习毛主席对柳河五七干校的重要批示和其他五七指示：“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毛主席专门谈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时讲的几句话：“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学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五七学校还组织五七战士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号召并养成“三个一辈子”的思想，即：谦虚谨慎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劳动锻炼一辈子。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校种粮食，全校要种900亩双季稻，1700亩单季稻，总产量达到2500万斤。主要种植高产优质水稻。我们自己种菜、养猪、种蜜橘、办工厂（这个工厂生产晶体管，有一些军工合作项目，还有农业机械的生产和维修），生活达到自给自足，还有大量剩余，支援了国家建设。还到山上打石头，卖到上海，卖了100多万元，全部交给了国家。
第二年的3月，农忙季节又来了，育秧、耕地、耙平、灌水泡田、春插。插秧时，人插和插秧机插的比例是三比一，大部分是人插。我患有腰肌劳损疾病，弯腰时间长一点，就疼得受不了，插秧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就自告奋勇运秧，用扁担挑，用人力车拉。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愉快，大家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1974年4月18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头顶烈日踏泥潭，鼓足干劲流大汗。为了革命来锻炼，再苦再累心里甜。”
几周之后，开始耘田，拔稗子，这都是又脏又累的劳动。但是，不是很紧张。最紧张、最繁忙，最辛苦是盛夏时的“双抢”，即抢收、抢种。我国有名的几大“火炉”就有南昌市。进贤县地处南昌市的南面，气温比南昌还高。当地气象站的天气预报只报到39摄氏度，气温再高就不报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听不到天气预报了。上午11时到下午3时之间，把温度计拿到太阳底下水银马上就顶到头了。水稻田里的水被晒得一脚踩下去，呼呼地冒起热水泡，烫脚啊，经常下水的人十个脚趾甲全部成了红色。就是在这个时间，一丝风都没有。特别是到了晚上，人们好似闷在蒸笼里一样，躺在床上，即使是一动不动，仍然是汗流浃背，浸湿凉席，再累再困，一夜也会把人一次次热醒。白天下田时，我们学着老五七战士的样子，赤着脚，下身穿着一条大裤衩子，上身赤着背，把尿素化肥口袋撕开披在肩上，大家开玩笑地叫它为“五七战袍”。
那个地方因为水多、草多、庄稼多，卫生条件差，所以蚊子、小咬就多。那里的蚊子和北方的不一样，个头大，飞行无声音，下嘴又快又狠，我们叫它们是无声飞机。晚上在室外不敢穿短裤、短袖衬衣，到茅房解大便时，用大蒲扇不停地扇打，稍一停顿，臀部就会咬几个大包。睡觉时，四肢和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敢挨到蚊帐，否则就被蚊子叮咬。
1974年的“双抢”时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我们的五七学校拍摄纪录片《熔炉》，我参加了拍摄的场面，还有我拉车运秧苗的好几个镜头呢。以后，这部片子就作为轮训学员的入校教材。
到了10月中旬，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秋收的大忙季节。
到了1974年底，周金铭跟我商量，咱们两个人参加了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并参加了两个秋收，按照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该叫咱们回北京了，是不是请学校的领导给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打个电话问一问？我们利用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步行十几里路找到校长李树槐同志，他当着我们的面，拿起电话就叫通了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电话。张耀祠回答：“他们俩可以回来了。”李树槐年龄大了，把张的话听反了，他听到的是“不可以回来，”只有一字之差，又叫我们等了一个多月。
到了1975年1月20日，我们想，不对呀，难道厅领导对我们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再请李校长打电话问问。李校长很不错，不怕麻烦，不怕挨批评，又给张副主任打了电话。张问：“他们俩怎么还没有回京呀？不是说他们可以回来吗？”李校长放下电话说：“对不起，我上次打电话听错了，你们回北京吧。”我们解释说：“没有关系。”我们于1月25日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了中央警卫团工作。周金铭被分配到司令部，我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
我们在五七学校16个月的时间里，虽然那里的气候差一些，劳动量大一些，累一些，生活苦一些，但是，精神很愉快。我们与各级领导和五七战友们的关系搞得很融洽，谁都没有歧视我们。汪东兴给学校的领导有过交代：杨银禄、周金铭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去劳动锻炼的。连长戴生龙、指导员李文正还叫我当了班长和党小组组长。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的关怀下，在连队的帮助下，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个人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领导干部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林彪、“四人帮”利用五七干校迫害干部群众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