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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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毛主席安排我们去五七学校锻炼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加编者按。按语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了五七学校(因为参加劳动锻炼的既有干部还有职工,故不称干校而称学校)。

1973年10月初,毛主席对汪东兴说:“从江青那儿出来的那两位小同志(指我和周金铭),到你办的那个五七学校去锻炼,他们都是北方人,不知道大米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叫他们熟悉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

1973年10月11日,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把我们送到北京火车站,上了南去的火车。火车行驶了37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进贤县火车站。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到了五七学校七连(1974年七连与五连合并成了二连)。五连、六连、七连都是种水稻的,又称五七田连队。我们到达连队时正好赶上收秋水稻,一天都没有休息,第二天就下田割稻子。那时,割稻子大部分是用人力割,少部分用收割机割,目的是为了劳动锻炼。我在老家时割过麦子,虽然割麦子与割稻子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基础,比别人割得并不慢。有一位老五七战士叫沈永金,他的年龄虽不比我大,但他到五七学校比我早四年,他又是南方人,割稻子是一把快手,我敢于和他比赛。

水稻的收割、脱粒、晾晒、入库等过程我们都参加了。

冬天的劳动主要是平整土地,修补水渠,种红花草(作肥料),种油菜。除此以外的时间是政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路线及其罪行;学习毛主席对柳河五七干校的重要批示和其他五七指示:“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毛主席专门谈到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时讲的几句话:“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学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五七学校还组织五七战士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号召并养成“三个一辈子”的思想,即:谦虚谨慎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劳动锻炼一辈子。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校种粮食,全校要种900亩双季稻,1700亩单季稻,总产量达到2500万斤。主要种植高产优质水稻。我们自己种菜、养猪、种蜜橘、办工厂(这个工厂生产晶体管,有一些军工合作项目,还有农业机械的生产和维修),生活达到自给自足,还有大量剩余,支援了国家建设。还到山上打石头,卖到上海,卖了100多万元,全部交给了国家。

第二年的3月,农忙季节又来了,育秧、耕地、耙平、灌水泡田、春插。插秧时,人插和插秧机插的比例是三比一,大部分是人插。我患有腰肌劳损疾病,弯腰时间长一点,就疼得受不了,插秧是我的弱项,所以,我就自告奋勇运秧,用扁担挑,用人力车拉。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愉快,大家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1974年4月18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头顶烈日踏泥潭,鼓足干劲流大汗。为了革命来锻炼,再苦再累心里甜。”

几周之后,开始耘田,拔稗子,这都是又脏又累的劳动。但是,不是很紧张。最紧张、最繁忙,最辛苦是盛夏时的“双抢”,即抢收、抢种。我国有名的几大“火炉”就有南昌市。进贤县地处南昌市的南面,气温比南昌还高。当地气象站的天气预报只报到39摄氏度,气温再高就不报了,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听不到天气预报了。上午11时到下午3时之间,把温度计拿到太阳底下水银马上就顶到头了。水稻田里的水被晒得一脚踩下去,呼呼地冒起热水泡,烫脚啊,经常下水的人十个脚趾甲全部成了红色。就是在这个时间,一丝风都没有。特别是到了晚上,人们好似闷在蒸笼里一样,躺在床上,即使是一动不动,仍然是汗流浃背,浸湿凉席,再累再困,一夜也会把人一次次热醒。白天下田时,我们学着老五七战士的样子,赤着脚,下身穿着一条大裤衩子,上身赤着背,把尿素化肥口袋撕开披在肩上,大家开玩笑地叫它为“五七战袍”。

那个地方因为水多、草多、庄稼多,卫生条件差,所以蚊子、小咬就多。那里的蚊子和北方的不一样,个头大,飞行无声音,下嘴又快又狠,我们叫它们是无声飞机。晚上在室外不敢穿短裤、短袖衬衣,到茅房解大便时,用大蒲扇不停地扇打,稍一停顿,臀部就会咬几个大包。睡觉时,四肢和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敢挨到蚊帐,否则就被蚊子叮咬。

1974年的“双抢”时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在我们的五七学校拍摄纪录片《熔炉》,我参加了拍摄的场面,还有我拉车运秧苗的好几个镜头呢。以后,这部片子就作为轮训学员的入校教材。

到了10月中旬,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秋收的大忙季节。

到了1974年底,周金铭跟我商量,咱们两个人参加了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并参加了两个秋收,按照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该叫咱们回北京了,是不是请学校的领导给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打个电话问一问?我们利用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步行十几里路找到校长李树槐同志,他当着我们的面,拿起电话就叫通了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电话。张耀祠回答:“他们俩可以回来了。”李树槐年龄大了,把张的话听反了,他听到的是“不可以回来,”只有一字之差,又叫我们等了一个多月。

到了1975年1月20日,我们想,不对呀,难道厅领导对我们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再请李校长打电话问问。李校长很不错,不怕麻烦,不怕挨批评,又给张副主任打了电话。张问:“他们俩怎么还没有回京呀?不是说他们可以回来吗?”李校长放下电话说:“对不起,我上次打电话听错了,你们回北京吧。”我们解释说:“没有关系。”我们于1月25日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了中央警卫团工作。周金铭被分配到司令部,我被分配到政治部工作。

我们在五七学校16个月的时间里,虽然那里的气候差一些,劳动量大一些,累一些,生活苦一些,但是,精神很愉快。我们与各级领导和五七战友们的关系搞得很融洽,谁都没有歧视我们。汪东兴给学校的领导有过交代:杨银禄、周金铭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去劳动锻炼的。连长戴生龙、指导员李文正还叫我当了班长和党小组组长。在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的关怀下,在连队的帮助下,我们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个人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领导干部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林彪、“四人帮”利用五七干校迫害干部群众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