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我给江青当秘书:庭院深深钓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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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江青与李讷

李讷于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是江青所生。

江青不止一次地跟工作人员说过:“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生活环境很艰苦,居住地点不定,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了北京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校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李讷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当了一名编辑。1966年,李讷当上了解放军报社副总编,那时她才26岁。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党报,政治舆论阵地,其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李讷精神和身体承受不了如此重大的压力,所以没多久,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天睡觉前都要吃上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到江青叫我“小杨”,她就当着她妈的面开玩笑地叫我“小杨”。江青批评她说:“肖力,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我“银禄同志”,或叫我“老杨”、杨秘书。

李讷的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时而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信工具很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六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其中一部普通电话,一部保密电话),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两部(同江青的一样)。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她还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解放军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还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还要通知解放军报社。因此,她经常到我的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她的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起来。她怕江青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到我的屋里接、打电话时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抓紧时间锁上门睡觉,经常是我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只好忙说:“请你等一下。”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一开始吃安定片,后来不吃速克眠就不能入睡。我嘴上不好意思说你少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勇敢地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的请求,汪东兴痛快地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中南海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在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李讷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工作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以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找我,她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

我回答:“是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

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质量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

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

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

我耐心地说:“新的房间的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

她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她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李讷随着“文化大革命”风云的变化,以及来自各种力量的压力,她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

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

她一听说我要报主席,就赶紧说:“别,别报告我爸。”

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我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

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这次对我的无理的行为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况且,她那时已经29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更多地关心如何通过李讷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前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便起到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的目的。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李讷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干活不惜体力,泼泼辣辣,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是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以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他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们俩的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于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

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意见,即使是江青不同意,也不好表示相左的意见。此信在她的办公室放了好几天,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杨秘书,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

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

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于是,我就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

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就在她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她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男孩子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

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男孩子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只要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那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的婚姻出问题呢?

一周后,李讷和这个青年人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他们俩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有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助兴,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变化了的气候,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夫妻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这个男孩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他和李讷一同床李讷就发烧,命令他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他的身体健康,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检查了身体没有发现什么大毛病,按理说,他们的婚姻不会再起什么波澜了,但是,李讷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她的丈夫。李讷写有一笔好字,他也写有一笔好字。江青也听别人说过他的字写得不错,她就检查他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看后,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但是,她发现他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以后就开始大做起文章来了。

江青说:“刚才我到中南海看了李讷和她的丈夫,不少人说他的字写得好,我看了他写的字,的确不错。可是,我看他的笔记本上记了几个电话号码,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李讷的丈夫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们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的话,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他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也就放过他了,如果他与江青没有这种关系,我绝对不敢多言。正因为他们有亲情关系,我才敢为他讲了一些开脱的话。

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说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他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力,更没有权力教训我。”

张春桥的动作很快,接到我的电话,十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们两位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李讷的丈夫送到石家庄铁路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他们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他去学习深造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李讷和她的丈夫分居两地,淡化他们之间的感情,为他们俩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其丈夫是新婚燕尔,要把他从李讷身边弄走,李讷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李讷是一位倔强的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他们俩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由于精神的折磨和身体的不适,神经衰弱症就更加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待在屋里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增加。同时,对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对母亲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对母亲不理不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在1972年初开展的批林整风期间,江青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六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以后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上的高强压力,含冤自杀身亡。

这天早晨,汪东兴同志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

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从此以后,批判王良恩的声音就更多了,批王简报一期接着一期。有一天,江青叫我把六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看。我遵照江青的指示,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烦躁地在屋里踱步。她看到我以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她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分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一叠简报从窗户里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

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大约是3月底4月初的一天,凌晨3时,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居住的10号楼。那时,江青刚刚睡觉,她要求见江青。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值班同志无奈,把我和警卫员匆忙叫到大门厅。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过。但是,江青曾经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对于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她用力一扒拉:“滚开!叫我进去!”李讷怒斥道。

我看今晚李讷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这时,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

大约过了两分钟的时间,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这时,李讷听到叫她进去,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

李讷进入江青的卧室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看见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个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这时,江青当着我们的面,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于是,就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大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喊叫:“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对李讷耐心地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做她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了汽车以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就更睡不着觉了,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汽车走出一百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又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同志无论怎么劝说也不走了。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时分,又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呢。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对她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急了,就说:“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呀,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了。”

张耀祠为难而又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张耀祠同意了,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她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了以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她起床以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她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同志,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

汪东兴同志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啊?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但是,李讷真的来到大门口,谁都拦不住。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谁敢拉她一把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面吵一次架。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

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呀,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直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既不问大人小孩是不是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很,好像换了一个人。刚刚过了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了不少喜糖,有水果糖、奶油糖、巧克力糖,还有夹心糖。她把糖包打开,倒在门厅值班室的桌子上,热情地招呼大家吃糖,她说:“我生了一个儿子,这些是喜糖,请同志们吃喜糖,快来吃。”并开玩笑地说:“不吃白不吃,白吃还不吃。”大家知道李讷生了孩子,母子健康,都围绕过来向她表示祝贺。她十分高兴地对我说:“老杨,你有儿子,我也会生儿子,看你生了儿子那个神气劲儿,我也可以神气神气了。你带几块糖给任秀芬,告诉她我也生了儿子。”

我说:“祝贺你生了个大胖小子,你们母子平安,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还没有去看你呢,你先来看我们,对不起,不好意思。”

李讷对我们没有去看她很理解,她说:“你们没有她(指她的母亲)的命令谁敢去看我呢?谁看谁都一样,你们也够难的。”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地聊了一会儿,才去看她的母亲,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她们两个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本是一件喜事,值得庆贺的事,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由于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之孩子的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就又垮了。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了,连她自己的生活都几乎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以后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儿穿着一双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

这位警卫战士用自己的五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六元津贴)给他买了一根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着吃,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对于她外孙的情况,她不闻不问,更不管理,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

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我的二儿子杨杰同是1972年生。我的儿子比她的儿子大两个月,他们俩16岁时同时考进了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是同班同学。他们俩是一对儿好同学、好朋友。她们家与我们家相距只有200米左右,她的儿子经常到我家玩儿、做作业,我的儿子也经常到她家去玩儿、做作业。通过他们的交往,也增加了我和李讷的交往。我们见面时经常夸夸对方的儿子。她说我的儿子懂礼貌,会画画,是白马王子;我说她的儿子聪明,好学习,是英俊的小伙子。他们俩都长到一米八以上的标准个子,都比较潇洒干练。

李讷有一次认真地对我说:“我的儿子脑子蛮聪明的,可惜他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很好的家庭系统教育,可以使我欣慰的是他比较自觉,努力学习,自理能力强,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我没有更多的精力管教他,全靠他自己了,这孩子还不错。”

后来,我被调到北京西郊的万寿路甲15号当处长,不久,李讷的家也搬到我们负责管理、服务的那个大院子。她的生活不太好过,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食品上对她有所照顾,看病用车给她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她对此很感激。她知道我的心脏不太好,有一次,她关心地问我:“现在你的心脏病比以前好些了吧?”我说:“我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太大,休息不好,都是你妈给闹的,你也是如此。”她听后,对于我的话没有表示同意与否,只是笑了笑。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她的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