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9日下午2点左右，江青刚刚离开钓鱼台11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姚文元突然来到11号楼，找阎长贵和我谈话。
陈伯达、姚文元进入大客厅就坐在南边的沙发上。阎长贵和我走进大客厅以后，看到他们两位的面容很严肃，不敢坐下，站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说话。
“你们二位坐下，别站着，站着不好说话。”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首先开口讲话。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位大人物，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在他们西边的沙发上。
这时，陈伯达提高了嗓门说：“你们坐在旁边不好讲话，快坐到我们对面。”
我们立即起身坐到北面的沙发上。
陈伯达继续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求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说：“伯达同志讲的，你们二位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办。”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后，立即报告我们。”陈伯达补充说。
陈伯达不露声色，讲话时表情比较平和。姚文元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讲话时表情不太自然。他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抓紧交接文件，我们到16号楼等着你们。”他们向我们俩交代了以后就走了。
我们那时毕竟年纪还轻，缺乏经验，谁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怀疑两位要人亲临11号楼找我们谈话的举动意味着什么。阎长贵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情绪，还真以为派他去出差呢。交接文件时还和平日一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他首先把我带到江青的办公室清理文件，他读题目和文号，我登记，一份一份地搞得很清楚，生怕搞乱了，将来说不清。江青办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约半个小时就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回到秘书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
秘书办公室的文件虽然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一件一件地详细清理登记，丝毫不敢马虎。大概还没有登记到十分之一，江青的警卫孙占龙从外边打电话到楼厅值班室，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听到老孙说：“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
我回话说：“老阎出差办事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
老孙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老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接文件，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叫我再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
我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们再加快点速度。”
我接了老孙第二次电话以后，就下意识地感到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一再催促交接工作，快点再快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孙第三次来电话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阎长贵不离开11号楼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我刚刚放下电话，就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位部队的干部，直奔秘书办公室，接着我看见他把阎长贵带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外边还有几名战士，气氛十分紧张。
阎长贵走得很急促，因为说是叫他出差，没有交他办公室房门的钥匙，后来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江青说他私自带走钥匙是有企图的。
那么，阎长贵被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那天阎长贵被带到钓鱼台20号楼隔离审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把他押走了。究竟送到哪里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