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可以寄托一个人的许多价值观，可以说，一个人的信仰就是他思想的浓缩。为了其政治野心，蒋介石曾一度改变信仰，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
◎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信仰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如同生命；信仰对于追求个人前途的人来说，如同流水；信仰对于投机钻营者来说，如同换衣。蒋介石就曾将信仰当作面具，为自己进行包装。
1924年，蒋介石应孙中山的邀请到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之时，广东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省份，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允许共产党以私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给国民党这个已经有些衰落的政党注入了新的活力。蒋介石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自然也将“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信仰。
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回到黄埔军校对入伍生的第三次训话，表示出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信徒、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以国民党内的军事当权者与功臣出现在大会的讲台上。在大会的选举中，蒋介石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蒋介石成为左右讨好的人物，支持率很高，位置步步抬升，已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军事势力。但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尚不具备彻底倒汪、实现其野心的必要条件。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公开反共，为了自己的独裁统治，推翻了自己曾经的信仰。而这一事件，竟成了蒋介石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的铺路石，为其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是蒋介石日后终于成为反共独裁者的重要契机。
从此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蒋介石其野心家的不甘于认输的本性占了上风，作出推翻了自己曾经的信仰、发动政变的决定。他的行为表现出了对权力永无止境的追求。
◎深入骨髓的佛教徒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上，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影响力很大。中国人的轮回观念、因果观念等，都因佛教而形成并且根深蒂固。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笃信佛教，他一生济困扶贫，做了许多善事。蒋介石从出生取名到家庭教育、送入私塾的整个童年时代，无不受到其祖父的关怀爱护，因此对这位祖父颇为崇敬。蒋介石的母亲曾经皈依佛门，并且拜雪窦寺的主持果如为师。这使得蒋介石自幼就接触到佛教，并对之怀有好感。在蒋介石自撰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一文中曾云：“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诵注释，尤复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时，先妣必为之谆谆讲解，教授精详。”又云：“中正尝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于佛学者，实先妣之所感化也。”
成年后，蒋介石投身政界，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佛教亦颇为重视。首先，作为一位佛教信徒，他深谙奥秘无穷的佛理，尽可排遣失意下野的烦恼，因而蒋每次下野，都要访庙礼佛，通过向内反省等途径，明心见性，在心理上作调适。其次，作为一位政治风云人物，他十分明白佛教拥有为数甚多的僧徒和信众，也是中国社会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想在日后的政治舞台更有作为，自己首先应有切实的崇佛信佛之举，才能赢得佛教界对自己的广泛支持，从而增强自己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和佛教高僧，堪称佛教界领袖的浙江籍太虚大师也曾有一面之交。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电邀同是浙江籍的太虚大师前往奉化。蒋介石先陪他游览了溪口雪窦山风光，并单独和他在雪窦寺细谈了一整天。太虚大师当时对蒋的境遇也颇为同情，并写诗赠蒋，诗云：“国家安危系，青山未是归。出曾惊鬼侮，退当遗人讥。此日藏云豹，他年缚海稀。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违。”希望蒋介石勇“出”莫“退”，暂时隐忍，争取东山再起，劝勉之情，跃然纸上。
第二天，适逢中秋，蒋介石特邀太虚大师一起赏月并为他和毛福梅讲解佛经。毛福梅虽信佛多年，但因学识有限，对佛教教理却不甚了了，听太虚讲了这么多“空”、“了”，渐从懂点佛理进而明白事理。不久，毛氏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任蒋介石去迎娶宋美龄。
随着蒋介石的仕途越走越广，他每一次回到家乡时，无论得意或失意，都要去雪窦寺走走，与住持聊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1928年，内政部部长薛笃弼致函佛教会时指出：佛教具有“感化人心、转移风气、改良社会、改造国家之效用”，“应将我佛博爱、平等、坚苦卓绝之精神，发挥光大，使社会人类，均得受其指导，蒙其利益”。这都和蒋介石虔诚地信仰佛教密切相关。
◎托他人替自己完愿
蒋介石常会利用他人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常常借用他人来帮助自己完愿是一种克服自身局限的巧妙招数。
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自幼在家读书，文化知识水准较高，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能通读《心经》、《大悲咒》等经文。受她影响，蒋介石从小也对佛教略有了解。他的元配妻子毛福梅嫁到蒋家之后，因为蒋介石在外求学，所以王采玉每日教毛福梅念经、学佛，还常常带她到雪窦寺烧香、敬佛，请求菩萨保佑蒋介石在外顺心如意，事事平安。许多年来，毛福梅不管蒋介石在外怎样，她一直只是守在蒋家，专心念佛。
后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则改信基督教，但是他对于毛福梅敬佛之事却非常支持。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是年秋天，他回家乡溪口镇休养，并请在上海的民国佛学泰斗太虚法师来雪窦寺，为毛福梅和他本人讲授《心经》。听完太虚法师讲经后，蒋介石在雪窦寺专门安排了一间静室，供毛福梅诵经修行。蒋介石还“御封”浙江四明山的余脉雪窦山为“四明第一山”。
蒋介石改信基督教是出于政治原因，并非本心，但他却时常会到雪窦寺停留。在妙高台别墅建造以前，雪窦寺曾是他的行馆。1927年8月他第一次下野，就在雪窦寺住了11天，而且抽签求神，卜算未来。后来台湾还有人称雪窦寺为“蒋氏家庙”。但他不能太明目张胆地宣扬佛法，就只好借毛福梅之口，念经拜佛，求菩萨保佑宗族平安。
蒋介石托人为自己完愿，一方面是不愿和信奉基督教的宋家起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内心的不安和寻求救赎。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蒋介石连信仰的这种私事都要借助他人来完成，可见他对于成功是多么地费尽心机，孜孜追求。我们也能看到，在他的心目中，是把“家里人”当做了最大的亲信和最血脉相依、休戚与共的利益团体，因此才赋予了他们这样重要而秘密的使命。
◎信仰也是人生驱动力
一个人的信仰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的价值观又会影响一个人所采取的行动，一个人的行动会变成他的习惯，演变成他的性格，最后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几乎所有做大事的人都保持着一种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帮助他们克服人生中的种种难关和不幸，让他们养成坚定、不认输的性格，鞭策他们不竭地努力。很多人就是因为坚守自己的信念，而走到了成功的终点。
蒋介石的政治信仰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所实施的策略。他早年一直把“三民主义”挂在嘴边。1923年蒋介石出使莫斯科时，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1925年12月，他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称：“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记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他的上述言论当非完全是违心之言。
蒋对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有自己的一套推行思路。同时，新三民主义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他严格按照国父军政—训政—宪政的步骤来推行“三民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也是按照“三民主义”的要求做的。但是在现实中，他对“三民主义”的推行受到各方影响，各个派系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暴力战争又连绵不断，他的信仰也就从理论变成工具了。
在大陆，他实行独裁统治，也是因为他说过：“抗战胜利后，唯望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信仰。”就是说，他想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带有软弱性而且不彻底的改革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不能救中国。等到他败退台湾后，继续把台湾作为他推行“三民主义”的“试验田”，并且遵照“三民主义”很好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也巩固了他在台湾的独裁统治。他在日记中总结丢失大陆的教训时，归结为“没有好好地宣传三民主义”。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信仰。信仰是人的内在驱动力，但是我们不能像蒋介石那样，把信仰也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而是应该使之真正成为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