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乱世中想要取胜的最大诀窍就是要有明亮的眼光，理智的头脑，清楚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牢牢站住脚，不至于被时代的洪流冲垮。而蒋介石的投机诀窍就在于无论何时，他的眼光总是先人一步。
◎紧附正统，跟住主流
投机家想要成功的元素无非就是眼光加上运气。运气是普通人难以把握的，所以每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多方面接受资讯，认清环境和局势，了解时代发展的潮流，顺势而动。蒋介石的身上就很明显地体现了顺势者昌，逆势者亡的古训。他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反对封建旧朝廷的腐朽统治，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行为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活动，最终自然获得了成功。
二次革命中，蒋介石参加了上海讨袁的活动。最终起义失败了，袁世凯下了通缉令。蒋介石机警地逃脱袁世凯的追捕，适逢陈其美来电邀蒋赴日，蒋便第五次东渡日本。
蒋介石在日本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前往东北地区开展策反倒袁的工作。因为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又会讲日语，所以他化装成日本商人，以“石田雄介”的名字在大连停留下来。到大连不久，因另有任务，陈其美被调回上海，这样在东北策反倒袁的任务就由蒋介石一人去完成。
虽然策反没有成功，但他却被青年学生的反袁气势感染。8月下旬，蒋介石挑选了智勇兼备的王小峰、王明山等五名青年，带他们回到上海，并组织他们进行刺杀郑汝成的行动。
心腹被革命党人刺杀之后，袁世凯到处张贴告示，悬赏3000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上海顿时处于恐怖之中。蒋介石只好在革命党人的掩护下，悄悄回家乡躲避。最终在亲友的掩护下，虎口脱险。
由此可见，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对抗斗争中，蒋介石预见到中国的革命势在必行，封建统治必将走向毁灭，所以始终追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革命的火种传递下去。
而他在国民党当权的后期，蔑视共产主义制度，残酷杀害共产党人，进行白色恐怖统治的行为，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最终他也没有逃过失败的厄运。
有一句谚语说：眼光是一把尺子，它能测出你今后能走多远；眼光是一把杆秤，它能称出你的价值分量，并预知你的人生。用这句话来概括蒋介石的投机行为十分恰当。他的眼光也受到自身的阶级局限，因此革新的决心和行动是有限的。
◎在原则性问题上站对立场
投机者如果单以利益驱使为引导，那么不管其奋斗多久，最终结局仍然是失败。每个人只有以大局为重，站对立场，正确判断，谨慎选择，才是对人生负责的行为。
虽然蒋介石因其政治立场的不同，曾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却始终以包容的心态，对蒋介石有一个较为客观和中肯的评价。原因是蒋介石一生都在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但与李登辉、陈水扁鼓吹“台独”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坚定，认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地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长久以来都未改变对自身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这样也利于今后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进行。由此看来，虽然蒋介石有过失，但无愧于华夏，我们不应忘记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有的研究观点认为，蒋介石接孙中山先生总统位却违背三民主义初衷搞独裁，对内强硬、对外软弱无能。北伐时，本有一次与国内民主力量联合组阁的机会，却被蒋介石镇压迫害；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逆潮流而发动内战，中国从此失去联合组阁的历史机遇，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但就他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蒋介石确实有功。1949年后，他虽败退台湾，但他从未提出台湾从中国独立，而且，他还处罚鼓吹“台独”的人，称“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大陆举行开国大典当天，他取消了原本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朝鲜战争时，他三次拒绝美国提出的“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想法；西沙海战时，他默许解放军通过台湾海峡同越南作战。
因此，与他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1959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说，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
每个人都难免会犯错，但一定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站对立场。这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
◎个人主宰命运，不要被命运主宰
投机者如果人云亦云，跟风而动，那么永远不可能跑在别人的前头。就算能够获利，得到的也不过是别人牙缝里剩下的蝇头小利，不可能做成大生意。事业上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命运交给自己，个人主宰命运，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信念。
蒋介石少年时，父亲和祖父相继病故，只剩孤儿寡母靠着田租勉力度日。但在他19岁，家中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当时的清朝政府，对外屈辱于列强，对内加重其剥削，以应困境。当时各处的土地均要交税，但是有一些土地已经没有人耕种，这些无主滞纳的田赋，就由征收田赋的官员责令村中的甲首（首富）和中户摊赔。蒋介石家里只有孀妇孤儿，软弱可欺，收赋的庄书就特别苛刻，把大量无主税都算在他们家的账上。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不胜负担，据理力争，差役就把蒋介石捆拘到县关押，勒令交纳后方可释放。蒋介石回到家中，母子见面痛哭。王采玉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愤恨贪官污吏的苛虐和土豪劣绅的横暴，勉励儿子发愤上进，将来做出有利于国于民的事业，并为自己扬眉吐气。蒋介石深为感动。
当时反清的革命运动已风起云涌，很多有志之士出国留学，蒋介石也想到日本学习军事。但是蒋家有许多至亲好友都十分保守，都认为远渡到东海彼岸的日本有些莽撞，并不稳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对清朝的叛逆。但王采玉尽管也有难舍孤儿远离之情，却很赞成儿子有远大志向，她不听他人劝阻，毅然决然地为之措资整装。
蒋介石在到达日本之后，剪去发辫，托付朋友带到溪口送给母亲，以示坚决的革命之心。这在蒋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洲民族自从统治中国以来，便强迫汉人蓄发留辫，作为一种表示服从的象征。要是把辫子剪下来，就等于是在向清廷发表反抗宣言。家乡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大不敬”。家族中的老人也都担惊受怕，认为蒋介石剪了辫子，是要做革命党。在当时，“革命党”的罪行是要株连到全族的，许多人只要是提到“革命党”三个字，都会心惊肉跳的。
但蒋介石没有因人言可畏而动摇，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缉捕又紧的时候，他曾几次回乡匿避，家中不时遭到搜查，许多族人亲友惟恐株连，啧有烦言，不与他家往来。蒋母王采玉却处之泰然，甘愿毁家受累，对儿子频频抚慰，从无戚颜怨言，还千方百计资助其远避和进行活动。凡此种种，表现出她不让须眉的胆识和气魄，使乡里人们感到非常不凡。
正是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从封建的藩篱中跳出来，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革命的道路。从中可见他对个人命运所具有的强烈的自主精神。
◎广结朋友，洞悉全局
蒋介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总是在拓宽交际面，和不同的人交朋友。从各个阶层吸纳广泛的人脉，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资源，获取更多的咨询，找寻更多可以帮助自己上位的机会。
蒋介石早年仕途的成功就是得益于他广泛的人脉。蒋介石17岁离开家乡溪口到奉化县城读书，不久就有两次十兄弟结拜之举。在奉化的盟兄弟中，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淡游，一个是王恩溥。其中特别是周淡游，在蒋介石留学日本的时候，将他引荐给陈其美。
陈其美和蒋介石一见如故，不久之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山东，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代总司令许崇智手下任职。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又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张静江大蒋介石十岁，许崇智大蒋五天，此后，两人都以盟兄的身份有意识地给予蒋介石各方面的照顾。
1920年，张静江与戴季陶在上海经营交易所时，蒋介石经常滞留上海，便也去和张、戴一起经营。这时候，蒋介石又与戴季陶结拜了，蒋大戴三岁，是大哥。戴季陶对他也十分忠诚，长期充当他的谋士。
1927年，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此后，为增强军事力量，完成统一大业，他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人都结拜过。1926年8月，蒋介石主动提出与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结拜兄弟，双方互换的兰谱上写着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1928年2月，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充当二次北伐攻打奉军的先锋，与大他五岁的冯玉祥换帖拜把，蒋给冯写的手书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给蒋写的手书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1930年11月，蒋介石为了酬谢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对自己的帮助，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拉拢他，又与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结拜为兄弟。蒋与李、冯、张的结拜，政治目的相当明确，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些盟兄弟的厄运就来到了。
综观蒋介石与那么多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从自感孤零寻求帮助，到结识高朋谋求进取，再到结帮壮势排除异己，进而权作手腕消融对手，可以看出，他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得以攀援而上，得以攫取权势，得以维护统治，得以成为乱世枭雄、借助金兰兄弟之力是颇多的。
这些靠江湖兄弟手段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本来就是以各自利益为重的，在地方军阀政客面前或许能起到点作用，但与真正的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目标的共产党人比较起来，显得落后愚昧，很难最终成事。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