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前，蒋介石不得不调整策略，广泛寻求合作，共同抗日。这为中国革命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凝聚力和活力。但是蒋介石答应的合作，更多是为了国民党的利益。
◎小礼物收买大人物
蒋介石麾下也有很多谋臣，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一班文臣。这些人专于学术，对于谋略并没有什么研究。但蒋介石就很明白要尊重和讨好这些“大人物”。
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在注意提拔黄埔系军官的同时，也有意吸收当时一些杰出的文人为其服务。到国民党统治后期，由于国民党官员的腐化，蒋介石更是注意吸收一些“社会贤达”、重要的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蒋介石政府的智能水平。
蒋介石任用的文人，大致有这样几个类型：
第一，高级幕僚。这批人员专门为蒋介石书写文告，处理日常事务，负责信息的整理和传达等，类似今天的秘书。这批人的代表是陈布雷、徐道邻等。
第二，专门人才。国民党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也开始了国家建设。但蒋介石手下大都是军人出身，对经济建设、外交等专业领域都是外行，为了弥补专门人才的不足，也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选择了一批在学术上有贡献的人担任政府官职，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
第三类，帮闲文人。除在蒋氏政权中正式担任职务的知识分子外，蒋介石还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将当时的一些有社会声望的文人，罗致在自己名下，这些人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务，但往往以国民参政会成员或各种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参议政事。这些人不乏真正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很多是帮闲文人，蒋介石利用他们制造自己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样子，为自己的政府装潢门面，有时候还利用他们攻击政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用尊重、礼遇和官位作为礼物，换来了一批读书人的忠诚、驯服和全力扶助。相对而言，读书人因为知识全面，操行和能力方面，比一般人要强一些。所以他们对当时挽救颓势、消除腐败，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打人情牌，用官位和礼遇收买知识分子为己所用，这是蒋介石的谋略之一。
◎佯装革命，借力打力
我们都听过“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蒋介石很明白只要善于铺桥，巧妙地引导敌对的两方互相开火，那么可供自己钻空子的机会就大得多了。
蒋介石在北伐关键时期，挑起争端，失去了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支持，受到空前孤立。他想要成就大业，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支持力，寻求靠山。
而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浪潮的高涨，严重威胁着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帝国主义也需要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拥有相当实力且已显现出反革命意向的蒋介石，就是他们所需要物色的对象。
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勾结，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蒋介石多次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等，明确表示他不会废除不平等条约，甚至对他们作出不损害日本在华特权的承诺。蒋介石还派戴季陶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访日本，与日本外务次官、亚洲司长会谈，向日本政府进一步阐明蒋的立场，“结果甚为美满”。从而促使日本当局确定了以“怂蒋反共”为主的方针，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
在英美关系方面，蒋介石派宋子文、王正廷等与英美有关人士接触，打通关节，美国还派代表到南昌同蒋介石会谈。双方在合作中找到了一致的利益。
在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挑衅，使我军民数百人伤亡，财产受到重大损失，酿成了“南京惨案”。随后，英、美、日等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形势紧张。蒋介石不积极组织还击，不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反而向它们道歉，并嫁祸于人。大肆宣扬是“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制造的”，并想要借此事为由头，解散共产党支部。
当南京人民还陷在惨案的阴影中，蒋介石却派人前往上海英、美、日、法、意驻沪总领事馆，公开宣布：“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和秩序”。这表明蒋介石为了得到列强的支持，已改变国民革命反帝的纲领，力求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他借力打力的目的是反共，反人民，这绝对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虚情假意，搞好“面子工程”
中国人看重面子，即使私底下勾心斗角，面子上也要摆出一副相亲相爱的样子。越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越是面对利害关系更大的对手，摆出的面子也要越足，嘴里的甜言蜜语也要越多。
蒋介石就很擅长搞“面子工程”。当他退到台湾之后，依然高喊着“反攻大陆”的口号。这口号就是一种面子工程，可以帮助他在政治上打“胜仗”。
首先，从对军队的统治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的，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日久思乡，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思想不稳，进而引起部队向心力的溃散。
其次，从台湾社会而言，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使蒋介石对台湾独裁统治“合法化”。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不符合他的思想、人物、政治组织进行弹压。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攻大陆”是符合他的政治需要，也是他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宝。
最后，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也是做给国际上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撑腰，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是蒋介石心知肚明的。他知道自己只要保持激烈的反共态度，就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虽然美国不赞成他“反攻”的冒险，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是愿意看到他这个“坚定的”反共战士的。实际上，每当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的时候，美元总是源源不断地涌来。
蒋介石知道，“师出无名”是非常可怕的，不但会导致部队战斗力的下降，还不能保证军队的团结和指挥统一。为了他的军队战斗力，也为了让军队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他要不停地喊“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并不是蒋介石的真实目的，但却符合他建造“面子工程”的政治需要。在他看来，只要把“面子工程”做好，相当于为自己打通了各方关节。想办事的时候，自然人家也要还你一个面子，那时就所向披靡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
黄鼠狼给鸡拜年，为的就是以拜年为理由接近小鸡，再用小鸡果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的“黄鼠狼”也可以解读为厚黑学家。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常常会隐藏起真实想法，用讨好的口吻接近自己的猎物。当目标卸下防备之后，就一举攻入，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蒋介石也擅长伪装，他往往在局势没有明了的时候，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以达到左右逢源，攫取更大权力的目的。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更多援助，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待苏联的建军经验和党的组织领导，贬斥苏联的社会改革政策。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国共合作，产生重重疑团。他到了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经验，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要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贡献。尽管他未接受孙中山的忠告，迫于孙中山的威严，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了起来。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着天然的反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这种情感隐藏起来，尽量伪装进步，以赢得黄埔学生的拥戴。戴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于是他在公开言论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词藻，盛气凌人的锋芒也有所收敛，表现得颇为谦恭。他对苏联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也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亲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呈请孙中山核准颁布，挂在军校门上。在一些训话中，蒋介石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精神，声言“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伦当时写道：“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蒋介石就通过这样伪装自己、讨好苏联的方式，一步步攫取了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