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表面上总是要体现自己宽厚待人，但是他的内心中却是有仇必报。在投机中所有的失误、失败，他都要通过其他方法弥补过来。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复仇，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心狠手辣。
◎记仇于心，面上不动声色
有些领导者在人前的时候总是微笑的，微笑地面对下属，微笑地面对对手甚至敌人，可是在人后的时候，他总是能做到心中有数、记仇于心，这也就是所谓的“深藏不露”。这样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领导者，在人前获得了赞许和肯定，在人后又整倒了对手和敌人，可谓一举两得、两不耽误。
领导者应该学会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即使已经被激怒，即使已经到了自己的底线，即使一触即发、天崩地裂，都不能表现出来，一旦表现出来自己的愤怒和仇恨，就会丧失自己的大将风度，同时，自己的弱点也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可能把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可挽回的深渊中去。
领导者的智慧就在于懂得笼络人心，表面上和和气气、恭恭敬敬，这样很容易获得下属的支持，当然，对于那些存有二心的下属或者有私心的下属，领导者不能一味的宽容妥协，在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应该学会记仇于心，抓住时机，攻其不备，领导者应该善于观察对手的弱点，该狠的时候绝不手软，这样才是大将之才。
蒋介石就是一个表面上是以“慈”字对待下属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心肠之“黑”，又是外人难以揣测，又无人能及的。蒋介石和陈炯明积怨很深，在1918年的时候蒋介石受孙中山的派遣去协助陈炯明攻占广州，却没有得到重视。可是蒋介石却没有当面爆发出来，而是不动声色，并且借自己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他一有机会就向孙中山进谗言，说陈炯明并不忠诚，为了扩大谣言，蒋介石多次致函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陈述反对陈炯明的主张，这些谣言终于让陈炯明解职回家，而蒋介石也成功扳倒了对手。
每个人在社会中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反对声。但是蒋介石对待异己不动声色。因为发怒是一种内心情绪的表现，很容易暴露自己的缺点，这很有可能就被敌人利用，而自己有可能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时。
但他记仇于心，寻机背后报复。对于敌人和对手，当面的争执和指责往往只会降低自己的身价，还会让社会舆论影响自己的发展。他不把愤怒流于表面，不当面树敌，不管他人怎么对待自己，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人若欺我，我必加倍奉还
蒋介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忍让不会彰显出人性的宽容和理解，相反，退让只会显示出更加的无能和卑微，而自己的后退会换来对手大步向前走，所以蒋介石秉持“人若欺我，我必加倍奉还”的原则。
在当代这个社会，我们更应该坚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欺我，我必奉还。在井水不犯河水的这条界线上，各人有各自的生存轨迹。如果一旦别人越过了这条界线，他的欺负和伤害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更加不能后退忍让，因为你每后退一步，对手就会前进两步。有时候，退让的人就是认输，就是失败者。
有些表面看起来和蔼可亲的人，面对他人的欺负和不公平对待，都会坚决反击。尤其在逆境面前，坚决的反击可以破除种种阻碍，为事情的顺利发展铺平道路。
蒋介石就是这种有仇必报的人。1928年10月，胡汉民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如果没有胡汉民，蒋介石是很难制服群雄，登上权力的顶峰的。但是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时，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企图却不支持了，他见人就大发牢骚，说他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而实际上“我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胡汉民对蒋介石想做大权独揽的总统加以反对，蒋介石知道后大为愤怒，根本不理胡汉民曾经对自己的功绩，在1931年2月28日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关在南京汤山。
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行为并不是合理地要求公道，而是粗暴地以德报怨。这使得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维护了自己的统治，最后却仍然逃避不了人民的指责。他的行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蒋介石深信，对待妄想给自己造成伤害或者已经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人，都应该有仇必报，绝不心软，一时的忍让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甚至到最后连自己的尊严都挽回不来。
中国古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欺我，我必奉还。作为一个领导者，总会和下属或者对手产生摩擦。蒋介石对于下属或者对手故意性的挑衅和反对，维护自己的权威，用力的还击，有时候，这种杀鸡儆猴的做法可以防患于未然，让其他下属更加忠心。
◎小仇小报，大仇大报
在前往成功的路上，会有一些人为了阻碍我们的成功，故意设置障碍阻挠我们的前进。对于这些故意的人，我们一再的姑息和忍让只会让我们打乱前进的脚步，有时候，需要我们勇敢地站出来，扫清障碍，并且给那些故意之人应有的报复。
在前进的路上，有的人是恶作剧式的阻碍我们前行，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学会手下留情，心中有数。对于这种恶作剧，当然一定要制裁和报复，但是要有一定的尺度和分寸。对于那些存心破坏，非要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些对手或者心存不良的下属，领导者就要敢于过激，要勇敢还击。这就是小仇小报，大仇大报。
从普通下属到领导者的地位上，这条路是充满了荆棘和坎坷的，然而在领导者的位子上开展工作，一切也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面对有些人的恶意阻挠和破坏，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是不会忍气吞声的，相反，他懂得以暴制暴、以牙还牙，有时候，适当的反抗是彰显自己不服输的能力和逼退敌人阵势的好办法。
小仇小报、大仇大报是一种分寸，领导者应该学会面对敌人和对手的时候拿捏好分寸，做到心中清楚、头脑明白，这样在报复还击的时候才能理直气壮，才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和掌声。
一旦领导者把握不好分寸，甚至乱了方向，大仇小报，对于敌人或者对手的惩罚太轻微，很可能让自己重蹈覆辙，让对手有机可乘；而小仇大报，却又有些稍嫌多余和过激，容易招致口舌，说你没有度量或者说你心狠手辣。而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自己未来的工作，所以，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总是能心中有度，学会小仇小报，大仇大报。
蒋介石就是有仇必报的人，但是他又心中有数，懂得小仇小报，大仇大报。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进行“兵谏”，促成了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入到团结全国力量抗日的道路上来。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是千古功臣，但是他们由于触动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权威，因此受到了疯狂的报复。因为张学良对蒋介石早期有很大的功绩，所以蒋介石没有杀害他，只是将其囚禁，但是对于杨虎城，蒋介石杀害了他的一家。这都是蒋介石为了专权而采取的独裁手段。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专权的最大特色，就是个人绝对专制，一有犯忌就无情打击。
◎仇要报得让人心服口服
君子报仇，报之有道，报之有理。在当今的社会上，对于那些妄想以强凌弱的人和事，默不作声的忍受固然是一种无能和怯懦，但是无凭无据、毫无顾忌的大肆报复也会让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甚至让自己颜面扫地，人心尽失。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上，如果为了一己之私或者为了私人的恩怨情仇而对于对手采取过分的报复手段，甚至将对方逼近绝境，让他人永无翻身之地，这样做表面上惩戒了对手，凸显了自己的实力，可是从根本上，这样的领导者只会让自己从主动的反抗降到被动的出击，这样做的代价是丧失人心，名声扫地。
除了注意惩罚的方式方法，同时还注重运用舆论表现自己的公正合理。领导者在惩罚下属的时候，还会顾及其他下属的意见和声音，为自己赢得声援，让自己的惩罚成为合情合理。
蒋介石惩罚下属，却依旧让下属对他恭敬和感激。他注意惩罚的方式方法，同时运用舆论表现自己的公正合理。
廖龄奇是蒋介石的学生，第二次长沙会战战后，在南岳军事检讨会议上，58师师长廖龄奇领居功自傲，抗命不从，引起了会上很多人的不满。廖龄奇不服，他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休会的时候径去找蒋介石评理。蒋介石因这个学生的行为扫了他的颜面，正在休息室里光火，廖龄奇不识相地闯进门来喊冤，震怒的蒋介石拂袖而去，并当场命宪兵团长将廖龄奇扣押起来。检讨会结束之后，廖龄奇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罪名是：“永安市附近战斗，不能掌握部队，予敌打击，且离队至祁阳，致陷该师于散乱之境。”据行刑的宪兵第18团团长的报告，“廖龄奇在临刑前留下三份遗书，一份致其母处理家事，一份嘱其新婚之妻改嫁，一份致其表弟，嘱结算师部账目，并要求将这三份信函抄呈蒋介石审阅，表示他至死仍对校长忠诚。”
蒋介石收到抄件后，并没有直接表示对廖龄奇的看法。但是在廖伏法之后，他指示让廖龄奇依阵亡官兵例抚恤，这意味着廖龄奇的遗属将获得政府的照顾并享受烈属待遇。这不仅给了廖的家人一个很好的交代，也让旁观者看到，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暴君”，而是很有人情味的“君子”。这一手让人心服口服。如此看来，蒋介石虽然杀了廖龄奇，可是却还是赢得了廖龄奇最后的信赖，并且在廖龄奇死后对他的家属关爱有加，让人心服口服。
而对现实社会来说，做事更要注意方式方法。做事须讲公理良心，漫无目的地发泄私愤，必然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即使是复仇，也要有合理的理由，通过合理的手段，例如法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因为私心作祟，一冲动成千古恨。
无论如何为仇恨寻求一个好听的借口，仇恨终归不是领导和下属之间应该存在的合理关系。所以作为领导者，更应该以德服人，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寻求构建和谐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