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8日：“我向一个正扛着一支火箭筒的家伙开了一枪，当时他站在车前，与一个坐在车上的男子交谈，离我大约有668米远。我一枪打在他的肩上，他倒下了。但当我将另一颗子弹装进弹夹时，那车上的家伙已经将他朋友拽上车，开车逃走了。”
几乎在同时，敌方狙击手出现在视野中，一个对抢时间的战斗开始了。
“我通过狙击步枪瞄准镜看到了敌人，一支绿色枪筒探出了窗口，径直瞄向我们。那是在正午，背光的大楼房间里很暗，因此我没有看到他是握着一个火箭发射器，距离在597米开外。如果他先发射，我就会没命的。但我并不慌张，迅速将步枪瞄准他，在他开火前我幸运地先扣动了扳机。那枪手的火箭弹没能够出膛，人握着火箭弹发射器栽倒在窗口。”
雷伊下士见此立刻兴奋地大呼小叫起来：“你击中他了！”但还没等他再一次说“你击中他了”时，里面有人将那受了致命伤的枪手拽回到暗暗的房间里去了。“我想我是击中了他的喉部。因为我能看到很多血喷到了窗子上。”考瓦尔斯基说。雷伊的狙击步枪打死了6个武装分子，还有5个可能被击中；考瓦尔斯基落在他后面，分别是5死与4伤；莫甘只打死了2个，另外可能还有2个受伤。
当然优势不能长久保持，狙击手们随时都能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大约是在临近中午的时候，考瓦尔斯基与雷伊受到了对方狙击枪手的射击。“我们能确切地分辨出子弹是在我们前面的什么地方射过来的，我们能听到那子弹‘蹼蹼’或者‘吱吱’的声响。”万幸的是那个狙击手枪法有欠准确，但他们还是急忙躲到了0.6米高的楼墙后面隐蔽起来，并举起了战斗头盔，去吸引对方射击。从对手射来的子弹飞行声音中，考瓦尔斯基能分辨出那狙击枪手水平不怎么样，因此他便回到了步枪旁。他刚刚摸着枪，没想到突然“当”的一声响，对方的子弹竟然打在了他狙击步枪的反光板上。虽然没事，但他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整天的激战过后，考瓦尔斯基的队伍被拉回到了战线后面，重新整顿装备，替换上了无线电电池与识别器。从4月6日到8日，这支狙击队一直在战斗，队员们都累坏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
2004年4月9日：“我们看到两个家伙跑着穿过一条胡同，两个人手里分别拿着的是60毫米迫击炮管与一个自制的炮架。我们开枪了，其中一个家伙被一枪打在了肩上，但他挣扎着跑到掩体后面去了。”
在经过几天被动的战斗后，敌人的抵抗变换了方式，不再与美军直接对阵，只是用迫击炮与火箭筒在楼顶朝美国海军陆战队射击。“晚上，在同一条胡同里，就是我曾在窗子里打死那个敌人的地方，这会儿敌人的迫击炮手从学校房子里隔着墙向我们部队开炮。我们能看到炮弹画着弧线从墙里面打出来，但我们射击不到他们。我们呼叫增援，叫来一辆坦克。那坦克冲上路面，坦克炮手用坦克主炮轰击那面墙，当然最后将里面的敌人打成了哑巴，解决了问题。”
2004年4月10日：“黎明时分，我们看到敌人通过小巷向东运动，我们密切观察着。短时间后，我们的左方与右方开始受到小型武器与迫击炮火的攻击，我估计他们可能是一支60人的队伍。美军调整着反击火力，调集了‘英雄连’的两个装甲车，还有60毫米迫击炮，与对方热热闹闹地打了一仗。”
2004年4月11日：“雷伊与我看到一辆宝马汽车急速地开了过来，突然车门打开，武装分子从里面伸出火箭筒向我们攻击，离我们有732米远。我们用MKl9狙击步枪开火，瞬间打哑了那个火箭筒手。当另一个家伙打出了第二发火箭弹时，雷伊的枪瞄准了他。正当他要爬进车里时，枪声响了，那人一下子就倒在了车门旁。里面的人不顾一切地开始逃跑，拉着那具尸体跑了好长一段距离。”
2004年4月12日：“我们接到了命令，狙击队移动到布兰克上尉的位置。”到达现场后，他们看到反抗分子卧倒在街上，躲在RPK型轻机枪后面，正在向美军扫射。“开头机枪没有击中任何人，但却把我们都撵到了掩体后面。后来上士班长麦克尔·雷哈特被一颗子弹打中胸部，受了重伤。”
“狙击枪手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开枪击倒了那个机枪手。正在此时，一辆伊拉克救护车开了上来，两个家伙跳出来，奔向那个受伤的机枪手。”
布兰克上尉命令狙击手不要开火，除非那救护车上的人去抢那架机枪。“我知道那些家伙并不是医疗队的，果然他们并不检查那受了致命伤的机枪手，他们只是拽着他，把他扔在救护车后面。”考瓦尔斯基说。这时他看到另一个家伙跑回来，去取那挺机枪。早已准备好的雷伊用他的M16步枪击中了他，此时每个人都开了火，那个反抗分子受了重伤，考瓦尔斯基称那家伙死前跳起了“布吉舞”。他们也向那救护车开枪了，但那司机已经先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