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美国人讲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父亲是纽约特洛伊的一位开业医生。他贴在办公室窗上的营业时间是1点到3点，6点到8点。但这没什么意思，因为他乐意在任何时候接待任何人。
哈得逊河泛滥的那一年，他坐一条划艇到一病人家去。我想他是特洛伊投入汹涌激流的人中最勇敢的一个。我看着都感到害怕，父亲是不会游泳的。几个小时后船回来了，船上是疲惫不堪的医生和一只刚杀好的鸡——是一位手腕骨折病人支付的医疗费。
除了开业就医外，他还是位狱医。在我12岁生日那天，他邀我一起到监狱去。他挨个进入每一牢房，给一个个犯人就诊。对待那些人——他们大多是酒精中毒或肺炎——他也是非常讲究，每检查好一个病人都用肥皂洗手。在把听诊器贴到病人胸部之前，他用嘴把金属听诊器呵热，仔细地用手掌安放听筒圆盘，以使他的手指和拇指根部能直接贴到病人皮肤上。“你要接触他们。”父亲解释说，“有时候这就是你所能做的。除了所有的需要外，他们需要的是同情。”
面对有难度的诊断，父亲总是微微地说些什么：“看上去象是……”或“使我想起……”我当然不会答应这些具有修辞色彩的自言自语。但有一次我却答应了。那是在急诊室里，父亲正在给一位因车祸而致伤的病人检查胸腔。他有几根肋骨折断。
“现在我们这儿有什么？”父亲轻声自言自语道。
“就象撑开的伞，里边的骨头都断了。”我大声说道。父亲把手按在我的手上：“他醒着，你知道，我肯定他听到你说的话了。”如果一个人可以羞愧而死的话，我是宁愿去死。
父亲曾对我说：“许多时候，你什么也不能做，但有一点除外——要多说些同情的话。”他认为，这对病人及他们的家属有着极大的价值。
“为什么每个人都得死呢？”我问道，“这不公平。”“公平的。”他纠正道，“这是人的一部分。如果不这样，那将更糟。人就象旧画。它们可以暂时得到修复，但总要消失的。此外，人们比你想象的要勇敢得多。”在我15岁生日前，父亲在诊所里倒了下去，两天后便去世了。
自此以后，我开始了医学生涯。大学毕业后，我到纽黑文的一家医院工作。一次，一个患腿溃疡的病人躺在检查台上。我作了自我介绍。
“过去在特洛伊有个医生。”他说，“和你的名字一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约20多年前，他治好了我的疝气。”此时此刻，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眼前有东西似乎都在跳动，在闪光。
“他是我的父亲。”过了一阵后我说道。
“一位很好的医生。”他说，“一个好人。”接着又说：“你认为能治好吗，医生？”
“行！”我对他说，“伤一定能治好，我可以保证。”
的确，就像这位美国父亲一样，名人都是用自己的善行给自己树碑立传，虽然他们自己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