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仅从保存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来看，如果按照编年的秩序来读，就像是在读一部有组织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体裁的、独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计划周密的组诗，而且每个阶段的诗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可是总的来看，从头到尾构成一个整体，有如一座璀璨壮丽、丰富多彩的大厦。
杜甫的诗歌包罗万象，具有“诗史”之美誉。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在于他生动地再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对诸多问题表达了诗人的进步主张，既描绘了祖国的山河以及花草树木，对祖国表达了热切的爱，抒发了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所以可以称为既是诗人的自传，又是国家的年志。杜甫的诗歌和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与曹雪芹的小说一样，包罗万象，经纬纵横，给读者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时代印象。
杜甫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包罗万象的诗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观察社会与自然都很仔细，而且有着一颗富有正义感的心灵，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能够深刻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能够与时代同跳动。由于这些所有的优秀品质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才有可能创造出一部诗歌的诗史。因此可以说，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包罗万象，首先在于杜甫个人的海纳百川。杜甫不但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全貌，而且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灾难。《兵车行》《三吏》《三别》等，都是杜甫亲身体验到社会灾难后的艺术创作。杜甫在诗歌里将这些战乱之惨境刻画得细腻深刻，读来使人如临其境。
从杜甫所刻画的战争的灾难来说，也是很丰富的，有镇压安史叛乱和抵御外辱、抓壮丁时的惨境，有军阀官僚横征暴敛、相互杀伐的情景，有皇帝的昏庸腐朽、下层百姓的灾难等。可以说深广地描叙了社会各个层面，描叙了人民的普遍性灾难。
对社会悲剧的普遍性描叙，使得杜甫的诗歌具有了诗史的基本特征。但除此之外，杜甫诗歌之所以成为诗史，最重要的还有杜甫在这国家的悲剧史诗中流露出了个人的强烈的爱憎情感。这种情感有时消极、感伤，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与清新的生活情调。如在消极时说：“百年歌自苦，未有见知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积极时也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等。都是把自己的情感与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爱憎，使他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从刻画的深度与所投入的感情上看，杜甫的诗歌的确具有诗史的特征。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杜甫的诗歌也独具魅力。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要求诗歌生动活泼，出语惊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表明杜甫在艺术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卓越探索。杜甫的诗歌除了追求卓越之外，而且显得很稳重有分量，无缥缈之感，这是做诗很难得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一一举例。
如前所述，杜甫从古代的文豪那里吸取诗歌的营养，继承他们的诗歌风格，吸取精华，“转益多师是汝师”，从而使自己的艺术造诣“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这是说杜甫虚心学习前人的诗歌成果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以上是从杜甫的诗歌所描叙的社会广度、情感的深度以及在艺术上的精心雕琢与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上的努力，来说明杜甫诗歌所具有的诗史特征。但这仅仅是杜甫诗歌的基本特征，远不是杜甫诗歌作为诗史的全部特点。杜甫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诗史一般的诗歌，原因是很复杂的。曾经有位杜甫研究者评论杜诗时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认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这就是说杜甫的诗歌是鬼斧神工之作，有神力相助。这种说法当然现在看来不妥，但确实也说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才华以及他的“惊风雨、泣鬼神”的力量。在古代诗歌的历史中，以诗歌创作实践而获得诗史称谓的，惟杜甫一人而已。可见杜甫诗歌的博大精深之魅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