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活上的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杜甫一家人实在无法在同谷呆下去，于是决定离开同谷举家入蜀。杜甫携妻带子从当年的十二月初一出发，经过漫漫旅程，于当年的岁末到达成都。
从同谷到达成都的这段路程，比从秦州到达同谷更加艰险漫长。两段漫漫旅途异常的艰难，除了忍受饥寒之外，还得与凶险的山川自然搏斗。可以说，这两段旅途，是诗人一生中最为艰辛的两段旅途。
这两段最为艰辛的人生旅途，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人给每一段路程各写了十二首纪行诗，成为两组，从这些纪行诗歌里，可以看到诗人旅途的足迹。由于这两段经历的艰险复杂，使得杜甫这些描写旅途的山水诗歌，不是常人的登临览胜，而是搀杂着诗人亲身体验的艰辛与感受。因此，既不同于古代与同时代的诗人所写的山水诗歌，也不同于杜甫以往登临览胜或是漫游所写的表现山水的诗歌，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这些山水诗歌因为是诗人亲身的历险，所以都带有非同寻常的感受。
在翻越木皮岭时，杜甫写下了“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在夜半渡过水会渡时，杜甫有“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在走过飞云阁的云栈后，他有“歇鞍在地底，始绝所历高”。在龙门阁的时候，杜甫说“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这些从“辛苦”中得来的酸甜苦辣种种复杂的感受和触发，与常人登临览胜的眼花缭乱毕竟有本质的不同。
杜甫能将蜀中奇特的山水写得别有新意，写得“搜奇抉奥，削刻生新”，摆脱了以往写蜀中山水诗歌的俗套，而是独辟蹊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深切体会，来发现蜀中山水的最大特色，把自己的深切感受融入到表现大自然的旖旎风光中。这就具有高出流俗的诗歌风范。
此外，杜甫还在这些山水诗歌中，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感情。《剑门》一诗可谓其中的代表作。其诗云：
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
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吾将罪真宰，意欲产叠嶂。
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杜甫因剑门之险而担心封建军阀割据，希望上天削平剑阁，使军阀不能倚此而割据。
因而观之，杜甫能在山水诗歌艺术上突破前人，敢于创新，还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在山水诗歌中融入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正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唐代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社会进入急剧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突出，使得杜甫所见所感比以往增多。那些不吐不快、如梗在喉的感慨使得山水诗歌的传统的习惯写法难以满足表达的要求，所以促成了他在山水诗歌上的突破和创新，在山水诗歌上能够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
山水诗派形成之初，重视客观刻画。最初代表人物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他对山水自然之美有极细极深的独到领悟，写出了不少技艺精湛、形象生动的名句。但他最大的缺陷是诗显得繁富而不空灵，堆砌而不浑成。后来齐代的谢眺的山水诗从颓风陋习中，从玄言诗的劣习中解脱出来，创作了不少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于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
但六朝及隋代，虽然有以上二人在山水诗上较时代传统有所突破，总体上文坛弥漫着的是一种贵族华靡文风，像陶渊明那种高雅朴实的田园诗歌表现艺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盛唐时期，风景诗和景物描写的艺术技巧才有了显著提高，王维、孟浩然等著名的盛唐诗人将山水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们的山水诗歌追求一种诗情画意，其美学趣味多偏重于娴静幽雅，久而久之，形成了成规陋法，熟字、熟境、熟貌、熟调等较多，不利于表现不同境地、不同感受、不同的思想观念。因此，需要舍弃旧法，力图变革。
杜甫较王孟等人，在生活经历上更加丰富、更加苦难卓绝。他的人生历程较王孟更加复杂，所经历的地方更多，忧国忧民的情感更浓，杜甫的个人遭遇、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他对传统山水诗歌缺陷的敏锐把握，促使杜甫成为在山水诗歌上惟一的集大成而大变的诗人。
杜甫从秦州入蜀的这两段漫长的旅途，使他在山水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较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也包括对景物描写和山水诗表现艺术的探索与发展。杜甫虽然不以山水诗而成名，但他却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开拓了这一诗歌领域。
公元759年这一年，杜甫可谓在旅途中历尽磨难。经历了四次大的迁徙，从洛阳到华州，从华州到秦州，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入成都。这一年中虽然渐渐远离朝廷，辞官而走，政治失意，但杜甫的忧国忧民的心始终没有改变，而且由于深入民间，亲眼看到了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苦难，亲身体验到了这种苦难，他对人民的热爱、同情之情更加浓烈了，对国家的忧患更加强烈了。而他虽然这一年在迁徙中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在政治上经历了如此之惨烈的打击，但他的精神始终是激昂的，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并不曾有丝毫的懈怠、颓废、屈服。正是这种浓郁的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使得他在山水诗歌上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为山水诗歌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