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七八年在长安奔走，杜甫始终为生活所迫，拖家带口地辗转多处，饱受贫穷的磨难，自然深刻了解到了下层社会人民的疾苦。同时，由于杜甫常常出入贵族家庭，了解到了宫廷及贵族官僚们的黑暗，这样，他的人生阅历就极大地丰富了。这使他逐渐看到了贫富的对立冲突，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冲突，以及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与彷徨。在为个人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也因为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平，在为这个阶级严重对立的世界寻找出路。因此，生活的压迫和时代的巨痛使杜甫产生了严重的悲愤情绪，他的豪放不羁、自由任性逐渐有了大的改变，变得苦闷易感、悲愤难忍。
干谒生活的后期，杜甫逐渐摆脱了个人的小我，摆脱了单纯的对个人命运的求索，他的心里装着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命运，而是整个大唐的命运，因此，他的心胸阔大了许多，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逐渐形成，并由此而产生的批判与揭露的意识也日渐强烈。这是杜甫在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公元752年，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当上了宰相，同样对百官颐指气使，并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朝政乌烟瘴气。他一味满足唐玄宗好大喜功的愿望，进行侵略扩张，却又毫无军事才能，屡屡在云南边陲吃败仗，两次派兵征讨南诏，两次都几乎全军覆灭，唐王朝前后死了将近20万军人，元气大伤。
关于发兵南诏，其实是一场侵略战争。南诏王与唐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但后来却出了事，主要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处事不当造成的。南诏王与妻子一起去拜会都督，过云南，太守有私事求他，但没有获得他的同意，云南太守于是诬蔑南诏王有造反之意。南诏王一怒之下起兵造反，夺取了32个夷州。鲜于仲通率8万兵攻打南诏，南诏遣使求和，并说如果不允许求和，他们将归附吐蕃，这样云南就成了吐蕃的地盘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鲜于仲通却不会处理关系，依旧攻打南诏以泄愤，逼迫南诏投奔了吐蕃。
杨国忠发兵进攻南诏，被他鼓吹为一场正义战争。天宝十一载，李宓出征云南前夕，朝廷命群臣赋诗送行，朝臣在诗歌中都鼓吹此次出征为正义战争，鼓吹大肆杀戮，预祝凯旋，加官晋爵，并颂扬宰相杨国忠策略之高，唐玄宗之神武。李宓初征南诏获得小胜，朝廷又赋诗祝贺。
在边疆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战火几乎燃遍了唐王朝的边境，这些战争无疑也都被统治者美化为正义战争。安禄山讨伐契丹、高仙芝击大食（阿拉伯）、鲜于仲通征南诏，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唐王朝损兵折将，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为了填充战场惨败士兵死亡的大减员，杨国忠甚至派遣御史分道抓人，在民间大肆抓丁，套上枷锁送到军中，人民受到租税和兵役的残酷剥削，社会生产力很快就衰败下去了。
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的横行，导致开元时代姚崇、宋璟所培养的纯良政风破坏殆尽，全国进入了一片昏暗世界。杜甫身在京城，自然对杨国忠他们美化侵略战争、祸国殃民的罪行非常了解，非常痛恨。他也常常看到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民众开往边疆的情景。
有一天，杜甫出城踏青，在长安北渭水之上的咸阳桥，亲眼看到了一队队的士兵们经过咸阳桥开往边疆时的情景。那情形惨痛之至：一阵阵捶胸顿足的哭号，一声声依恋辛酸的叮嘱，一双双紧紧扯住亲人的手，一团团兵车疾驶扬起的尘土，蒙住了杜甫的眼睛。杜甫拉着一个老兵的手，问他们要被征发到哪里去，那面色土灰的士兵讷讷地说，他十五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了，而今满头白发，还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交战，家里的田没有人耕作，荒芜到没有任何东西，县官反倒来催税，真不知租从何来？！边庭都血流成河，但我皇开边的野心却丝毫不减。世人都说生女好于生男，女子还可以嫁给邻人，而男子却要变成白骨埋没于边野的荒草中……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想到百姓生灵涂炭的凄惨情景，深深被震撼而且激怒了。他再也遏止不住心头的痛苦，写出了他平生第一首为人民说话，谴责不义战争的名诗《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以神奇的、浓妆重彩的雄浑笔法，展现了一幅战乱中壮丁在出征前与亲人的生死离别的历史画面。在这轴撼人心弦的巨幅画卷中，一幅幅惨烈的场景如风至潮来：边塞流血成河，白骨累累，家园满目凋敝，民不聊生，激愤哀怨都从诗人笔下喷涌而出，直击穷兵黩武的黑暗王朝。这是对统治者的血泪控诉，也是对历史的拷问。
《兵车行》的出现，标志着诗人由于多年来的阅历和体验，社会思想、文艺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开始为自己、为后人，开拓起一条起自国风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
这一时期，杜甫不但写下了《兵车行》这首反战诗歌，而且还写下了《前出塞九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反战杰作，共同构成他这一时期反非正义战争诗歌的磅礴气势。这些诗歌都有他亲身所见所闻的生活的影子。这是他逐渐走入人民的生活，同情人民的表现。
《前出塞九首》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吐蕃之事，意在讽刺唐玄宗当时的开边黩武。这组诗，借一组征夫的自述，全部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写，夹叙夹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反映了从出征到论功十余年来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触。其中有：“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点出了这组诗的主旨，借出征士卒之口谴责了唐玄宗穷兵黩武、恣意开边的罪恶，谴责了不义战争。
正如《望岳》一诗，是杜甫从一个普通的诗人迈向伟大诗人的开端一样，这些困居长安十载期间所作的《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名作，则为他以后现实主义的光辉诗篇源源不断地涌现奏响了序曲。这些反战诗歌标志着杜甫的思想逐渐脱离统治者，开始走向人民。
如果说在杜甫写下这些反战诗歌之前，与盛唐一批著名诗人的成就不相上下的话，那么自从创作这些反战诗后，此时的杜甫就已经开始超越他们，成为一个胸怀社稷、关心民瘼的诗人，从此走向成熟与伟大。
终杜甫的一生，都是站在反战与人道的立场之上的。他的反战的人道主义立场，代表了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这使他走向人民，走向人民心目中和灵魂深处，他的人道主义的反战精神成为他困居长安十年中最光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