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招贤考试的打击之后，杜甫仍然与长安的权贵们交往。只是他初来长安时周身的那种豪迈气息渐渐消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沉郁与孤愤。这时，他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他的父亲在奉天县令的位置上去世，他从此失去了经济的依靠，在长安一带流浪，生活也是一天比一天穷困。还不到四十岁的年纪，杜甫就感觉衰老不堪了，转瞬之间，好像壮年就已经成为过去。可见这次招贤失败对他的精神打击是何等的沉痛！
这时，他大概有了孩子，一家人的生活用度耗费更大。他不得不再次出入贵族们的门庭，寻求生计。为了维持生活，他到贵族们的府邸中充当宾客，陪贵族们散步、做诗等，这样来维持可怜的生计。
杜甫经常出入唐玄宗的女婿张垍家，与张垍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外常与杜甫交往的还有汝阳王李琎、郑驸马等，至于朝廷里的权臣，杜甫也多有所交往。如左丞相韦济，还有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等，杜甫经常出入他们的家里谈诗论赋，或是陪他们游猎玩乐，寻求他们的援引。这些权贵人物鱼龙混杂，有些难免是极度卑劣庸俗之人，如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韦济、张垍等，但杜甫与这些权贵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却保持了他自己独立的品格与个性，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特别是杜甫与唐玄宗的女婿张垍的交往，颇值一提。
张垍是唐代名相张说的次子，父亲居相位时，他就开始掌制诰。张垍又是唐玄宗女儿宁亲公主的驸马，深受皇帝恩宠，供奉于翰林院。天宝中，玄宗有意用张垍代陈希烈为相，因杨国忠从中作梗未成。可见张垍官运亨通。
张垍品行不端。在杜甫结识张垍时，他就已经是劣迹斑斑了。据李白的好朋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玄宗皇帝出游时，招李白进宫，李白当时正被贵族们邀去赴宴，等到了宫中，烂醉如泥，皇上令李白写出师诏令，李白顷刻而成，皇上非常赞赏李白的才能，即让李白担任中书舍人。但张垍在其中进谗言攻击李白，说李白自以为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唐玄宗大怒，将李白赐金放逐。李白被张垍谗言所逐的事情，可能是魏颢直接从李白那里了解到的。因为李白和魏颢是好朋友，两人关系很是密切。
不仅如此，张垍还是一位后来做了安禄山的伪官的人。安史之乱后，安禄山兵临长安，玄宗奔蜀。到了咸阳，玄宗对高力士说：“昨日仓黄离京，朝官不知所旨，今日谁当至者？”高力士说：“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玄宗说：“事未可料。”这天房琯到了，玄宗大为高兴，因而问及张垍、张均兄弟，房琯说：“臣离京时，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去向，来意不切。’”后来这两兄弟都当了安禄山的伪官，张均为中书令，张垍、陈希烈也都当了宰相。两京收复后张垍按律当斩，因唐肃宗跟他有交情，特免死。
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见张垍确实不是个什么好人。若是发生在安史之乱中，杜甫是绝对不会同这等民族败类交往的。但当时，张垍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杜甫当时所交往的只是一般的贵族张垍。况且杜甫与张垍交往之后，张垍很欣赏杜甫的才华，于是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交往。
张垍是个很有才华的文人，又是名相张说之子，唐玄宗的女婿，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势。张垍曾鼓动杜甫向玄宗献上三大礼赋，这三大礼赋也确实让杜甫风光不少，名动京城。杜甫对张垍感激涕零，于是他作了《赠翰林张四学士》，称赞张垍才华出众、宠遇无比，开头即说“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末又陈诉自己的悲苦。“无复随高凤，空馀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不久，杜甫还写诗给张垍，直接寻求张垍的援引。其《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一诗最后说：“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诗的最末杜甫运用典故，把自己当作姜尚，把张垍比作有知遇之恩的周文王。
从以上这些交往情节可以看出，杜甫与张垍有着很深的交往。
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就容易染上什么样的性格。与道德高尚的人交往，自己也可能变得高尚；与堕落的人交往，自己也可能变得堕落。这是常理，很少有人能摆脱。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是很少见的，但杜甫就是这样的人之一。
尽管杜甫与这些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的达官贵人有过深入的交往，但他却保持了一身浩然正气，恪守贤德，在出入污浊不堪的权贵之门时，并不因此而堕落。
对于普通人来说，经常出入高门而保持崇高的品质是很困难的。因为普通人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和非凡的自控力。在污浊思潮与强颜欢笑中，很难控制自己的思想而落入世俗之网，毕竟任何时代都被强大的世俗之网主宰着。但杜甫经常进出王公贵族之家，却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与高尚的品质，可见他具有圣贤一样的品质与心灵。后来杜甫逐渐看到了这些人的污浊，并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这更表明了杜甫与众不同的高尚品质。一般人都以这种交往为荣幸，杜甫能够从精神上反省，最后走向疏远这些人的道路，这就比一般人在精神上要崇高许多。他的这种反省也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