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成功后，马上着手建立以他为中心的唐中央政府。在当时的形势下，他面临着几个严峻问题。首先，玄武门之战虽然杀掉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但东宫和齐王府集团的残余力量还分散各处，尤其在山东地区，有着较强的势力，成为引起社会不安的重要因素。其次，李世民当皇帝在形式上是由父亲唐高祖让位，武德时朝廷的宰相，特别是支持太子和齐王元吉的大臣，如何处理较为恰当，就成为又一个难题。再其次，李世民依靠秦府的旧党而起家，他登上皇帝宝座后自然还要依靠这些力量以巩固其政治地位。但是，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就不比原先做秦王时，只要照顾一方面就可以了，如果还只是完全依靠秦府原有班底，就不能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影响新政权的安定和巩固。如何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成为李世民能否稳定和巩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关键。
六月初四，李建成和李元吉死于玄武门，宫府集团的党羽及其武装力量逃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活动。李建成在山东的亲信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领天节将军镇泾州的罗艺都握有重兵，蠢蠢欲动，随时可能与长安附近的宫府残余势力里应外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全国政局的安定。当时，秦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建成、元吉的党羽，并抄没其家；许多人还四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及兵将，争相捕杀邀功。这使得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在这一事件中立有大功的尉迟敬德头脑比较清醒，极力反对这样做，他对李世民说：建成、元吉二位元凶，既已伏诛，若再罪及余党，杀人太多，就不利于天下安定了。李世民也及时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来消除宫府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于是一面下令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一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大赦天下，说“凶逆之罪”，止在建成、元吉两人而已，其余党羽，一概不加追究。赦令一公布，果然秦效。曾率领宫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冯立、谢叔方等人逃亡在外，听到赦文，第二天即出来自首。薛万彻开始时不敢出来自首，李世民屡遣使“谕之”，一片诚意，解除了他的顾虑，也自动出来自首了。李世民公开提出，这些人为主子效命，都是忠义之士，并当众释放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人也马上表示愿为李世民效忠，散亡在长安附近的宫府兵将，有些人放下武器，自动向朝廷投诚，有些人则销声匿迹，不再参预活动了。长安附近的隐患迅速地消除了。接着，李世民又集中力量对付庐江王李瑗和罗艺。
李瑗是高祖李渊堂兄之子，和李世民是同辈兄弟，以宗室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被封为庐江王，任信州总管。九年（公元626年），累迁至幽州大都督，与李建成结成死党，企图在北方策应建成。由于李瑗性格软弱，唐廷中央又派右领军将军王君廓辅助兵事。王君廓参加过农民起义军，“勇力绝人”，李瑗为了依仗他，结以婚姻，把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李建成被杀后，李世民遣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入朝，李瑗心虚，害怕进京后难以自保，因此在王君廓别有用心的支持下，将朝廷派来的使者崔敦礼囚禁起来。李瑗想找燕州刺史王诜商议如何行动的问题。这时，兵曹参军王利涉对李瑗说：“大王不奉诏进京而擅自发兵，此为反矣。诸州刺史都是朝廷命官，未必都肯听从，万一征兵不集，何以保全？”李瑗听了觉得有理，便问该怎么办，王利涉回答说：山东豪酋过去都是窦建德的伪官，现在被废黜，因此人心思乱，若旱苗之望雨。大王宜派使恢复他们的原有官职，让他们在其本地统兵，诸州如有不从，即加以诛戮。此计得行，河北之地便可呼吸而定。然后派王诜北连突厥，自太原南临蒲、绛；大王则整驾亲征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出三个月，天下可定。王利涉对山东形势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李瑗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准备依计而行。可是由谁挂帅统领大军呢？王利涉建议李瑗除掉王君廓，将兵权交给王诜，因为王君廓曾随李世民东征作战，颇受庞信，加上其为人“多反复”，“素险薄”，所以不可信任。对此，李瑗一时为难，犹豫不决。不料消息被王君廓探知，他当机立断，抢先下手将王诜杀死，并当众宣布说：李瑗与王诜扣留朝廷使者，擅自发兵，图谋反叛，今王诜已被斩，李瑗个人没什么能耐，你们要是跟他干，难逃兵败族灭的下场。何去何从，好生选择。部众听了皆愿跟王君廓讨伐李瑗。这时，李瑗还蒙在鼓里，不知事有变化，及至王君廓率领一千多人从狱中放出使者崔敦礼，李瑗才如梦初醒，匆匆纠集数百名兵士披甲执锐，冲出门外，刚好与王君廓军遭遇。王君廓大声对李瑗部众说：李瑗作逆误人，你们为何要盲目相从自取涂炭！李瑗兵卒听到王君廓的话，纷纷倒戈溃散，李瑗众叛亲离，孤立无援，当即被王君廓杀死。庐江王的谋叛就这样结束了。
李建成的另一亲信罗艺，原是隋朝旧臣，趁隋末大乱据幽州起兵，自称幽州总管，武德三年归唐，封为燕王，赐姓李氏。罗艺本是位“勇于攻战，善射，能弄矟”的武将，然“性桀黠，刚愎不仁”，“任气纵暴”，十分凶暴。李世民东征刘黑闼时，罗艺曾率领部众数万从战，颇有战功。第二年复将兵随李建成镇压刘黑闼，被李建成拉拢，结成死党。经李建成推荐入朝，拜为左翊卫大将军。罗艺倚势跋扈，与秦王府作对，李世民手下的人跑到他的营地，他竟无故殴击。后被高祖李渊调出京师，以本官领天节将军镇泾州。李世民即位后，为了稳住罗艺，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可是罗艺仍不能不安，于是诈言检阅武装会集各路诸军，到时又假称奉朝廷密诏麾兵入朝，率众军离开泾州赴豳州，豳州守臣赵慈皓不知罗艺谋反，出城拜谒，罗艺乘势开入豳州。唐太宗闻报即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右武候大将军尉迟敬德率众讨伐。讨伐大军还未到达，赵慈皓与统军杨岌合谋准备赶走罗艺。罗艺察觉，即将赵慈皓关入狱中，在城外的杨岌立即率兵进攻罗艺，罗艺大败，抛下妻子儿女，急急忙忙带领数百骑逃往突厥。行至宁州界，过乌氏驿，随从的几百人逐渐逃散，罗艺自己被左右的人杀死，传首京师，罗艺的叛乱就这样迅速被平定了。
李瑗、罗艺之流贸然举兵叛乱，最后都由于内部瓦解、部众倒戈而兵败身亡，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世民安抚政策的成功。至此，宫府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全被清除了。
宫府集团中有许多谋士，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是非常具有才干的有识之士，并且都为建成、元吉出谋献策加害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对他们不能不有所忌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先把魏征找来，一见面就责问道：你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在场的大臣以为李世民宿怨未释，要趁机杀魏征，暗中都为之捏一把汗。但是魏征正确分析了形势和李世民的态度，所以也不避锋芒，从容答道：太子要是早先听魏征的话，也不会有今日之祸了。果然，李世民听了之后不仅不生气，相反对魏征很器重，马上“改容礼之”，并立即任命他为詹事府主簿。同时又把正流放在酅州的王珪、韦挺召回，与魏征同任谏议大夫。
魏征、王珪等的被重用，为医治玄武门事变的后遗症，起了良好的作用。当时赦免官府集团余党的诏令公布后虽曾收到一些效果，但事隔一月，仍不时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使得一大部分宫府集团的余党，虽经赦免，仍不能安心。王珪向李世民报告，建议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李世民接受了这一意见，立即下诏宣布：“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违者反坐。”诏令一下，就及时制止了告捕宫府余党的这股风。但山东地区的宫府余党还十分不安，魏征对李世民说：如果不以公心告示天下，恐怕祸不可解。世民当即委派魏征为特使宣慰山东，“听以便宜行事”，给了他很大的处理权力。魏征等人来到磁州，遇到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正被枷锁押赴京师。原来地方的州县官吏已将宫府余党抓了起来。魏征见此情况，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受命离京的时候，前东宫、齐府左右，都已被赦免，今又押送李思行等，谁还相信朝廷的政令？我们做特使不能徒有虚名，见错不纠，否则失却信义，岂不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于朝廷有利的事，理当知无不为，宁可个人担风险，不可误了国家大计。何况这次出巡，已被许以便宜从事，主上既以国士相待，我怎可不以国士相报呢！当场下令将李志安、李思行释放。这件事，魏征确实担了很大风险。一来李志安、李思行是建成、元吉的亲信，可以说是要犯；二来魏征毕竟是一个降臣。像这种大事，先行决定然后上奏会不会引起太宗的疑心呢？但是，魏征出使完毕回到京师，将此事面奏时，李世民非但毫无责怪之意，而且十分高兴。因为魏征的这种做法正是贯彻唐太宗政策的表现。
唐太宗之所以如此宽免、重用魏征等人，除了为安抚宫府集团残余势力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招抚山东豪杰之士。
隋末唐初的所谓山东豪杰，其代表人物或是豪强地主，或是农民军领袖，而其下层群众则大多是铤而走险的流亡农民，他们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因而往往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在角逐中的争夺对象。在反隋斗争中，他们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农民起义武装，即山东、河北地区的窦建德，河南地区的翟让、李密，江淮地区的杜伏威、辅公柘。河南、江淮两支起义力量先后被唐镇压或者招抚，基本上被唐朝所控制。瓦岗军的大部分将领，如徐世劫、秦叔宝、程知节、张亮等人后来都成了秦府集团的骨干，张亮曾受李世民密令在洛阳“阴引山东豪杰”，扩充自己的势力。
窦建德农民军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在隋灭亡以后，一直是同唐争夺天下的强大武装力量。他们不像李密、徐世勣等人那样归附唐王朝，而是在同唐军交战以后战败被镇压下去了。窦建德被俘送到京师惨遭杀害，河北地区窦建德旧部遭到追捕残害，这突出地反映了李渊父子的地主阶级立场，也鲜明地说明李氏集团对这支农民武装深怀恐惧和忌恨。这可以从李渊父子的一段对话得到证明。《资治通鉴》考异引《太宗实录》载：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李渊责怪李世民说，以前破刘黑闼，我叫你尽杀其党，使山东没有余党，你不听我的话，至有今日。及李建成平刘黑闼，李渊准备再遣唐俭前往。令男子十五岁以上都坑杀之，小弱及妇女全部驱入关中。这表明李渊对河北地区“山东豪杰”一直坚持残酷的镇压政策，而李世民在平窦建德和刘黑闼时，其实也执行了这一政策。这不仅激化了唐王朝同河北地区的“山东豪杰”势力的矛盾，也使世民割断了同这一势力的联系。而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唐王朝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与河北地区农民阶级的矛盾。窦建德在河北地区建立“大夏”政权时，封过一大批农民出身的首领或豪强为地方官吏，推行了一系列对农民有利的改革措施，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窦建德死后几十年，山东、河北人民群众中仍对其人其事津津乐道，并为其立庙祭祀。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魏州书佐殷侔路过窦建德庙，见父老群祭，恭敬虔诚，场面颇大，“夏王”的称呼不绝于口。由于唐王朝对窦建德旧部采取镇压政策，激起河北群众屡屡起兵反抗。李建成出兵平定刘黑闼时，曾接受魏征的意见，对河北地区辅以安抚的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并因此与河北地区的势力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成为同李世民抗争的一支力量。庐江王李瑗发动叛乱时，也想利用这股势力，幸而兵未起而即败，否则，河北地区的局面必然会复杂起来。
所有这一切，使唐太宗深深感到，要消除河北地区的隐患，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最根本的办法是进行安抚，能够胜任这一使命的只有魏征，以后的事实也表明魏征没有辜负唐太宗的期望，在他的努力安抚下，河北的局势一直比较稳定。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即位于显德殿，开始亲自执政。他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便是如何对待和使用武德时期的宰相集团。这个集团是唐高祖李渊统治的中枢，他们协助李渊进行最高的决策，并将其施政方针推行到全国。李世民亲政以后，要实施自己的政策，完全依靠这样的一个集团是不行的，因此，他必须对这个集团进行调整和改造，逐步建立起以他为中心的核心集团。
调整中枢核心集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玄武门之变刚刚结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刚刚平息，如果对李渊的集团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恐怕又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因而必须采取逐步解决的方法。
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后，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中枢机构的重要，李世民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并引魏征为詹事主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东宫官属。这套官属以原来秦王府属为主干，也启用了原宫府集团的人物，如魏征。当时，高祖李渊已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也就是说李世民已经掌握了军国大政的实际权力，那么东宫官属实际上就成了李世民处理军国政务的决策集团。这个班子也已经具备了贞观年间中枢核心集团的雏形。同时，组成这个班子也就成为李世民整顿和改造高祖李渊中枢核心集团的第一步。
身为太子的李世民于七月初加紧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七月初六以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罢免杨恭仁相位。七月初七又以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裴寂仍为尚书左仆射加司空。陈叔达仍为侍中。裴矩于武德七年（624年）检校侍中，但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即被罢相职，时为民部尚书。这次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主要是充实了东宫官属的高士廉、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长孙无忌、杜如晦虽未进入宰相班子，但却掌握了尚书省中重要的吏部和兵部的权力，为他们进入最高决策层打下基础。调整过的中枢班子是由原秦府旧属和武德时期的宰相构成的。武德时期的旧臣如裴寂等虽未被罢职，但其权力实际大部分已被削夺。而新补充的人员的特点是年轻有朝气，勇于创新，勇于进取。他们进入最高决策层，就为决策准确、迅速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能以李世民为权力中心，把李世民的思想迅速地转化为政令，贯彻到全国。此外，李世民又提升杜淹为御史大夫，出任监察官吏；任用魏征、王珪、韦挺等人为谏议大夫，出任谏官，置于左右，以备顾问。这次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是李世民整顿唐高祖李渊中枢核心集团的第二步。
第三步是罢裴寂。唐高祖时期的宰臣中最受重用的是裴寂。裴寂，蒲州桑泉人。李渊曾盛称裴寂家世是“世胄名家，历职清显”。然而据新、旧《唐书》本传所载，其家世自南北朝以来，只有其祖为后周司木大夫，父任绛州刺史之职。裴寂少时失诂，家道衰败，以致于“家贫无以自业”。大业年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等职务。当时李渊为太原留守，两人关系密切。裴寂参与了太原起兵的密谋，拥有“佐命之勋”，所以在武德时期，尊贵无比。但是，李世民与裴寂却有积怨。其一，是在刘文静事件上发生过严重分歧。刘文静也是太原起兵的元谋功臣，与李世民关系极为密切。最初刘文静与裴寂也为至交。文静“有嚣干，倜傥多权略”，后来遭裴寂的妒忌。文静也自以才能见识在裴寂之上，又屡有军功，而位居裴寂之下，心中不平。朝廷议事，“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于是二人矛盾公开化。文静曾与其弟酣宴，“出言怨望”，并拨刀击柱说：“必当斩裴寂耳！”“怨望”之言被告到朝廷，李渊派裴寂、萧瑀进行审讯，文静承认不服裴寂，因醉口出怨言。李渊对文静向来疏忌之，便以此断定：“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蠲认为非反，李世民也出来佑护文静，而裴寂则对李渊说：“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昕了裴寂的话，遂杀文静以及其弟文起，并籍没其家。世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直到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世民才得以为刘文静昭雪。其二，在李世民与建成争夺皇位的激烈斗争中，裴寂站在建成一边，支持建成，这是矛盾的焦点。其三，李世民在治理国家上与裴寂的政策不同。唐太宗曾斥责过他，说：“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驰紊，职公之由。”当然，这不仅是对裴寂在武德时期的政绩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唐高祖政治的否定。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唐太宗李世民决定罢除裴寂的宰相职务。
唐太宗在处理裴寂的问题时，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手段，表面对裴寂还比较尊重。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加食实封1500户，在所有功臣中位居第一。但在政治上却剥夺了裴寂参与朝政的实权。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发生了沙门法琳事件。兵部尚书杜如晦推断这一案件，“法琳怨望，出妖言”，并牵连到裴寂，于是“坐是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裴寂请求留住京师，唐太宗斥责他说：“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于是他被赶出京城回到家乡蒲州。不久有狂人言妖妄，说：“裴公有天分。”裴寂惶惧，不敢奏明太宗，却派人杀人以灭口。唐太宗知道后大怒，并对大臣宣布裴寂犯有死罪四条：第一，“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琳亲密”；第二，“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第三，“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阴行杀戮以灭口”。唐太宗据此说：“我杀之非无辞矣。”但最后仍对他作了宽大处理，流放他到静州。
唐太宗李世民一方面罢裴寂宰相之职，另一方面于二月拜中书令房书龄为尚书左仆射，兵部尚书、检校侍中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为李靖为兵部尚书，尚书右丞魏征，守秘书监，参与朝政。经过几年的努力，唐太宗基本上完成了对中枢机构人员的调整，形成了以房、杜二人为中心的宰相班子。房玄龄“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所失”。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谈良相者，至今称房、杜焉”。房、杜二人都是命世之才，二人协手，共掌朝政，“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又恰逢识人善任的唐太宗，以致于“谋猷允协”。杜如晦于贞观四年三月卒，宰臣班子也发生了变化，但房、杜开创的的规模及其精神却保留了下来。如贞观四年宰相班子由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王珪、戴胄、候君集等人组成。这些人均是当时人杰。在一次宴会上，王珪曾对以上人物作过“品评”，他认为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详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魏征则“恥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王珪对自己的评价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这些人团结协作，恪尽职守。由于他们都曾经历过隋末的斗争，目睹了隋灭亡的过程，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敢于革故鼎新。也正是由于贞观君臣的努力，才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崭新局面。
在贞观时期李渊的宰相仍参与政事的还有萧璃、陈叔达、宇文士及、封德彝。封德彝已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病死。且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他“潜持两端，阴附建成”的事被揭发出来，死后也遭到了惩罚。封德彝也未对贞观政治构成影响。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虽然也是武德时期的宰相，但他们却属于世民一派。贞观时期唐太宗一直把他们作为德高望重的名臣以礼相侍。他们同房、杜相比，思想上守旧，缺乏进取精神，因此唐太宗就把他们从宰相职位上调换下来。不过萧瑀时罢时升。如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七月，迁尚书左仆射，当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萧瑀与他们发生矛盾，房玄龄、杜如晦是唐太宗依靠的主要人物，因而唐太宗支持房、杜而罢去了萧瑀的相职。但不久，又“复为尚书左仆射”。不久，又因同陈叔达在殿廷上“忿诤，声色甚厉”，萧瑀、叔达皆因不敬，免官。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六月“复以太子少师萧瑀为左仆射”。是年十二月，“左仆射萧瑀坐事免”。贞观九年“拜特进，复令参预政事”。十七年“拜瑀太子太保，仍知政事”，“仍同中书门下”。也就是在这一年，萧瑀与长孙无忌等24人并图形凌烟阁，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一直是比较高的。萧瑀同房玄龄等人有矛盾，“玄龄、魏征、温彦博尝有微过，瑀劾之，而罪竟不问，因此自失”。萧瑀曾指出：房玄龄等人结党营私，不是专心为皇上办事。尽管玄龄等人犯有过失，然而唐太宗支持房玄龄等人的态度不变。为此，唐太宗曾对萧瑀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还说：“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备，自当舍其短而用其长。”因而也使太宗“积久冲之，终以瑀忠贞居多而未废也”。
唐太宗对中枢机构人员进行调整之后，贞观时期的宰相构成与武德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渊的门阀观念较强，他曾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婚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长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媿前修矣。”李渊看不起布衣皇帝和大臣，为自己出身门阀而得意。因而，李渊中枢班子里的人，基本上都出身于世族门阀。如裴寂、裴矩、萧瑀、封德彝、杨恭仁、陈叔达、窦威、窦抗、宇文士及等都是世族出身，只有刘文静一人出身庶族。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也有门阀观念，但因为在青少年时期便了解民间疾苦，又经历过长期的战争，他熟悉下层社会并善于与各种人物交往，于是在他周围便聚集了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才。这些杰出人才，既有世族出身的也有庶族出身的。如房玄龄、魏征等为庶族出身，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为世族出身。他所营造的这样一个中枢集团，能够广泛地团结地主阶级各个阶层，从而也扩大了统治基础。
唐朝建立之后，其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沿袭隋制。所谓“唐承隋制”，并非停留在隋制之上，没有发展演变，而是在隋制的基础之上，使其各项制度更趋完善。这种改革在武德年间已经开始，但因当时正在进行统一战争，改革速度比较缓慢。贞观时期，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这种改革便加快了速度。特别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改革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改善了国家机器的职能，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巩固了国家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