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进长汀城西的罗汉岭，站在掩映于高大树木苍翠下的秋白之墓边，我在读出庄严肃穆的同时，也颖悟到英豪伟杰者的壮怀激烈！我们曾经无数回高唱雄浑激昂的《国际歌》，可我们却难以堪比瞿秋白高唱《国际歌》走向敌人刑场的那份悲壮与豪迈……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他曾主持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学者；曾两次觐见革命导师列宁；精通俄、法、英等国语言；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共同领导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在无数走向国民党蒋介石为中国共产党人设置的阴森恐怖的刑场上，瞿秋白是共产党内职务最高者之一。
中央红军的悲剧最惨于1934年的秋天。红军被迫转移，瞿秋白被留在苏区。秋白在这个秋天里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红区被敌人占领后变成了白区，于是秋白在这个秋天的白区里蒙上了“秋”之悲凉的生命白色。次年2月的一个清晨，瞿秋白和一批红军首领东渡汀江后在水口乡不幸被敌人包围。邓子恢是闽西人，地形方位较熟，得以突围逃生。何叔衡滚下山崖，昏倒在荒田里，被民团枪杀。瞿秋白被捕，他因编造假名本可以被人保释，却由于被叛徒出卖而作为要犯报送到了蒋介石手上。瞿秋白可以选择生，只要他投降变节。但瞿秋白选择了死，敌人无论怎样利诱或威逼，瞿秋白始终坚持正义，直至走向刑场。瞿秋白从被俘到他临刑前共4个月，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如果说坚硬和刚强，瞿秋白完全具备了这些共产党人所特有的东西。
刑场和英烈的故事，我们在血染的红色历史中读到许多。李大钊刑场就义，陈铁军和周文雍刑场婚礼，江姐和许云峰慷慨赴刑……我这里独说瞿秋白，是因为瞿秋白的意义不仅有慷慨高昂、雄浑激越、坚强如钢，还有全方位的“心迹表露”。就在他走向刑场的前夕，为我们展示了一份内心的独白，与其名秋白同样的“秋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秋白一开始就在《多余的话》中引用《诗经》里的词句，表明自己的心迹。接下来，他清醒而深刻地言道：
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坦白的话。
……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15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
到了最后“谈天”的机会，瞿秋白几近苛刻地自责，将自己的过去全盘托出。他毫不掩饰地谈到“历史的误会”——本是做着翻译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工作，或者做着记者工作、文学（文化）工作、“幼年”共产党事务性工作的他，“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因为陈独秀在早期犯了“右”倾错误，又因为瞿秋白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时功绩最大，于是秋白说“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了党的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这其间党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那时的中共创始人几乎个个都在探索中国的红色革命怎样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瞿秋白也难免犯错误。然而秋白的坦诚就在于，他毫不掩伪自己的错误，并且直言自己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他甚至还讲到自己作为文人的性格弱点。这时候，秋白真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因为责任还在，秋白没有说出口。“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5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3年甚至仿佛是主要的领袖”。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误会”，他本该去做翻译或写文章的，却一不小心做了党的领袖。“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推脱什么责任……也绝不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减轻。”
作为后人，我们不知读过多少英烈英勇就义前的慷慨陈词或豪言壮语，如方志敏、夏明翰、叶挺等等，这些英烈的文章和诗词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精神。然而瞿秋白毕竟是“这一个”，他的独特经历和他善于严厉剖白自己的“文人式的真情”，让我们读到了有别于其他英烈的不可多得的真诚和坦率。他在红色革命处于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写出的那些文字，虽有些悲怆，我们却至今还能抚摸到他滚烫的真情和鲜活的血脉，以及他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信念与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
瞿秋白是高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的。敌人枪声响起的前夕，他还镇定自若地写下了一首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的末尾署上“秋白绝笔”，完成了一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兼高级知识分子略带悲情色彩的完美造型。这造型在红色历史中的定格，不仅有秋白外表形体的决绝和刚毅，还包含了秋白内心透明的纯真和坦诚。
二
走过连绵起伏的群山，又趟过弯弯曲曲的小河，周恩来终于来到了长汀。
这是1927年的夏秋之际，暖色的秋风在丛林中穿行，漫山遍野的枫树和樟树还散发着诱人的清香，绿中带黄的艳丽色彩从山头流向山脚。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后，起义部队挥师南下，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向福建挺进。周恩来和叶挺带领的这支起义部队，越过蜿蜒逶迤的武夷山，击溃了守敌赖世璜部，一路长驱，很快攻克了长汀。
这就是周恩来的首次入闽。
汀江是闽西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所有客家人的母亲河。江水滔滔，碧波东流，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子民。喝过汀江水的起义部队，在长汀稍作休整，以补充给养和兵员。长汀的穷苦百姓支持起义部队，要粮给粮，要人出人。周恩来和叶挺主持了前委会，详细讨论了攻取广东东江的计划。他们分析认为，东江的国民党守军不多，地势也不险要，如若攻打是完全有胜算的。然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却认为起义军太小家子气，攻打一个小小的东江意义不大，必须直接夺取潮汕这一中等城市，才能引起全国震撼。面对不熟悉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周恩来和叶挺只好委屈地妥协。结果可想而知，起义军此时并不具备攻打中等城市的军事实力，于是部队不但没能占住潮汕，反被强大的国民党守军击溃而返回福建。
周恩来和叶挺没有气馁。他们在组织部队休整的过程中，利用闲暇开展政治宣传，书写“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到土豪劣绅，消灭贪官污吏”、“组织穷人武装，组织农民协会”等标语口号，或张贴，或散发。一时风起云涌，群情振奋，工农百姓的心都向着起义军这一边。周恩来和叶挺看见群众被发动起来后，当即在长汀建立农会组织，进而积极筹措军费，实行对土豪劣绅没收粮食和缴收款项，补充到起义军内。在这里，他们公开枪毙了4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筹集了4万多的现大洋作军饷。在这里，周恩来认识了当地有名的医师傅连暲，请他为很多伤病员治疗。还是在这里，周恩来和叶挺拟定了向上杭进军的计划。很快，上杭的守敌被起义军打得四处逃窜。起义军控制了上杭，进而控制了通往广东东江地区的水陆交通要道。
我曾经多次去过上杭，那里独特的客家民风、客家山歌和举世闻名的客家土楼，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于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上杭客家族谱博物馆，规模不算很大，楼房也很一般，却藏有4000多册客家姓氏族谱，数量为福建之最。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博物馆不但藏有当年朱毛红军以及周恩来、叶挺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而且经他们努力，寻找到了廖仲恺、朱德、叶剑英等一系列先贤的族谱资料，原来他们的祖先均是上杭人。
在上杭，周恩来见到了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罗明及闽西各县党的负责人，指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向他们布置的任务是：起义部队向潮汕方向发展，准备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重新北伐，要求闽西各级党组织协助做好四项工作：一是搞好交通运输；二是筹集粮饷；三是协助警戒和收集情报；四是收拢安置伤病员。起义军拨给上杭党组织五六十支枪，帮助建立了工农武装和“上杭县临时工农政府”。从上杭向东江进击后，起义军打得十分顽强坚决。敌我双方均伤亡惨重。由于李宗仁调集大部队合围起义军，周恩来和叶挺不得不将部队重新带回汀江，南出永定，甩开敌人的合围……
周恩来又一次进入福建，是在1931年的冬天，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飘落在田野山冈，一片片青绿的群山皆被皑皑白雪覆盖。周恩来由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经广东而进入永定。在这里，他见到了张鼎丞、肖向荣等人，向他们讲述了当前形势和工作任务。由于当地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正在开展“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诬陷打击，有的甚至蒙冤致死；群众思想混乱，苏区四处危机。周恩来听后拍案而起，一方面要求坚决制止，一方面给上海临时中央写信，建议从源头开始治理。由于有了周恩来的强劲干预，福建苏区乃至整个中央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被全面纠正。
这一次入闽，周恩来的再一大贡献，就是坚决支持毛泽东提议的发起攻打漳州的建议。
当时的中央许多领导，都还是坚持攻打大中城市的理念和思路。毛泽东对此有异议，却孤掌难鸣。红军被迫攻打赣州失败，但中央特派员还是坚持攻打城市。毛泽东在无奈之时，想起他在闽西听到的关于福建漳州的军事情况，后来又做了仔细研究，发现漳州守军比较薄弱，于是在中央特派员敦促红军接着攻打城市的情形下，灵机一动，就提出了红军向东南方向进军攻打漳州的思路。为了把事情做成，毛泽东亲自给周恩来写信，表述了攻打漳州的原因和打法。周恩来正在闽西，看到毛泽东的信件，很快决定，同意并支持红军攻打漳州的计划。后来根据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红军攻打漳州十分顺利，斩获颇多，尤其收缴了当地富豪很多银两。
“漳州战役”是中央苏区红军攻打中等城市获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柿子专拣软的捏”的一次成功范例。
由于上海党的临时中央机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不得不撤到中央苏区。这时，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穿行于闽赣之间就成了家常便事。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和朱德就于1932年10月18日指挥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驻守在建宁城的国民党周志群第二团，击毙国民党建宁县长，俘虏敌人400多名，缴获枪支500多支，再次解放建宁。周恩来就住在城关的中心地带，是一栋两层楼的红房子，至今“周恩来旧居”作为遗址和教育基地仍被保护完好。红军并没有休整，他们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乘胜追击，直捣泰宁梅口，消灭在那里的守军，再次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占据泰宁的守军企图抵抗，周恩来和朱德乘借士气旺盛，再次指挥军队强攻泰宁，将泰宁守军打得狼狈逃窜。红军占领泰宁县城后，稍作休整，几天后就又一次组织红军发起向北面邵武的攻击，红军所向披靡，邵武守军望风而逃，红军解放邵武。邵武与光泽连接，周恩来和朱德又号召红军进击光泽之敌，攻克光泽后，又向江西的黎川县进军，连克江西的资溪和金溪，收获胜利果实，扩大了苏区地域，不仅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也将闽赣苏区区域扩展千里……
1933年的盛夏，骄阳似火的闽北，民众的革命情绪也如盛夏的骄阳那般火热。红军占据的各个武装割据地域，军民们在不断的游击战中坚持斗争。周恩来根据中央的安排具体部署第五次“反围剿”。这时，福建的建宁成为闽赣两省的革命斗争中心。周恩来命令彭德怀和滕代远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继而他自己从赣南移师建宁，坐镇建宁指挥“东方军”的军事行动，在闽赣边界取得多次战斗胜利，从外围解了赣南大战场红军的困境。一直到1934年春节过后，周恩来和“东方军”才被迫离开闽地而重返赣南。
三
毛泽东在闽西的故事，即便不是闽西人，也能讲出一串一串。
在毛泽东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是闽西百姓用最多的心血和爱心守护着这位“曾经倒霉”的红军首领。毛泽东不如意的时候，闽西就成了他安生、修养和读书、思考的最佳去处。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恩爱生活，可能在闽西表现得最美好完满。毛泽东在闽西有一回被团丁追击，是当地一位老农用稻草堆垒起来覆盖着他，骗过团丁追击而救了他。毛泽东还有一回夜里召集当地干部开会，搞调查研究，被早已盯上的秘密特务看见，拔出手枪瞄准就要开枪，正好被特务的父亲发现，当场制止，特务刺杀未遂。闽西的乡亲人人信服和爱戴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领导工农打土豪，给贫苦百姓分田分地。毛泽东的闽西上杭“才溪乡调查”，不光是出了一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名言，更是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最强烈的谴责。毛泽东强硬的一面、原则的一面在闽西有所表现，譬如他敢于顶抗中央特派员，坚持真理，不惧打压；不惜“战友情谊”、甚至有些“霸气”地同朱德、陈毅争论，在争论中形成他的思路和相当精彩的思想观点；他也有柔情和屈尊的一面，譬如他对大多数人的意见的曲折接受，对自己落选的反思，对不理解他的指挥员们的耐心说服等等，让后人看见了这位共和国缔造者的复杂心路历程和多重性格的复合组成。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具体到红军时期，就是他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道路。应当说，闽西赣南的革命斗争实践，正是他形成这些思想的主要地域。如若谁想看到鲜活生动，既神采飞扬指挥若定大气磅礴，又言辞激烈性格执拗，甚至个别时候有些“落魄”的红军领袖毛泽东，那么你就走进这段闽西热火朝天的红色革命历史吧，在那里你一定会有所发现和收获……
诗人毛泽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写下的伟大诗篇，是他真实情感的流露，也是他生存的那个年代的真实记录。毛泽东在《清平乐·蒋桂战争》中这样写道：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一身都善于抓住战机。军阀们打得不可开交之时，正是毛泽东抓住机会扩展红军之日。“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红军的武装割据就这样在“军阀混战”的时日里一片片相连。在闽西赣南，毛泽东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只是一部分，他关于军队不仅要做军事工作，还要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及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于是闽西赣南连成一片后，一个个县级红色政权得以建立，跟随红军闹革命的穷苦百姓得到田地和粮食分获，文盲、半文盲者有机会进夜校读书识字，群众一边支持红军打仗一边抓紧生产……这就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区别于其他旧式军队草莽流寇首领们的过人智慧体现。
毛泽东的《采桑子·重阳》，也是在闽西写下的：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有明显的反向思维特征。你看，苍凉肃杀的秋风，总是给人暮色老衰的感觉，但在诗人毛泽东眼里，强力劲吹的秋风，“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的江天里依然生机勃发，风光无限。毛泽东一生倡导文学创作应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其实他自己正是这一创作方法的典型代表。
古田会议精神的确立，是毛泽东一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自1929年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之后，红军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上杭、攻克汀州等光辉战绩，红军的队伍不断扩大，根据地不断拓展延伸。然而红军也吃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闯王式的流寇主义、极端民主化思潮、平均主义观念、小团体主义现象等等。毛泽东以为，如若这一系列思潮不能很好的得到解决，则中共中央赋予四军的军事战斗任务就不能很好地完成。毛泽东和党内军内诸位同志的争论，这时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正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就是辩赢了也未必一下子全体都明白。这时候，中央代表人物周恩来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中央九月来信”，是明显的信号。毛泽东被陈毅重新请回领导岗位。于当年12月28日在上杭县古田村组织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就以“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为主题，对红四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了坚决的批驳和改进。对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给予了准确的定位：即人民军队“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而去打仗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根本点在于，党指挥枪，军队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革命胜利，是党赋予人民军队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必须从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高度，把党的思想建设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重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确保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革命军人，不仅要做到组织上入党，更要做到思想上入党，这样才能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入。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效方法，也是实现“党指挥枪”的根本途径。这既是当年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思想的延续和深化，也为此后党领导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埋下伏笔。
后人将古田会议作了这样的表述：“古田会议精神的核心是思想建党，重点是政治建军，精髓是求实创新，本质是一切为民，根本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古田会议的精神如酵母似的随着历史推移而不断放大发酵。它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可以不断咀嚼，时读时鲜，历久弥新。它像一块韵味无穷、魅力四射、光耀万丈的思想宝石，为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散发着源流光亮。而今，依然悬挂在古田会议旧址屋顶上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八个红色大字，过去、今天和未来，都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永远的精神像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