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州的三坊七巷是一块沃土，一块专门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像手机短信群发似的一下迸射出一群显赫知名人物的沃土。像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走向北京菜市口被慈禧太后砍杀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辛亥革命之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帝王之师”陈宝琛，海军高官萨镇冰，海军船政学堂创始人、福建巡抚沈葆桢，著名翻译家林琴南以及稍后的谢冰心、胡也频、林徽因、邓拓等，均在三坊七巷或居住生活过，或老宅子建在此地。在这诸多知名人物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后人为他建造的纪念馆，至今仍在这一带。
严复乃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清咸丰十年（1860年），7岁的严复入私塾读书；次年，严复遵父命回家乡阳岐随五叔严厚甫诵读经书，一直读到9岁，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功底。10岁那年，已经颇晓人间冷暖的严复，回到很有些古风文韵的苍霞洲家中，父亲请义序黄少岩来家坐馆教读。应当说，这时候的严复，比起平民子弟，有着更好的教育条件。老师黄少岩对严复管教尤其严格，不断地给严复增加学习量，除教经书外，还给严复讲宋明理学和典籍，有时还传授一些外国传教士的书文，这为严复以后吸收外来思想并执意于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66年，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沈葆桢创办的海军福州船政求是堂艺局。他在这里大开眼界，除了主要学习驾驶专业外，还学到了数理化、机械、外文等一系列先进知识。5年后，严复以优等成绩毕业，成为他那个年代国内第一流学子。
严复天生就是一个读书做大学问的人。他非常荣幸地于1877年被清政府公派到英国留学，在那里依然学习海军军事。与严复同时赴英留学的还有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珏、萨镇冰、黄建勋、林颖启等一批精英。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先锋和开拓者。有了他们的辉煌，才有后来海军历史的书写。他们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后一所学院在当时乃世界一流学院。严复在那里获益匪浅。那是一个欧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全面兴起繁盛而大清王朝愈加封闭落后走向穷途末路的时代。严复在留学期间虽然学的专业是海上军事，却对欧美的政治经济产生浓厚兴趣。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广泛阅读了大量英法德美等国的政治思想理论，尤其深刻地研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关著作。
严复于1879年8月毕业回国，到福州海军船政学堂任教习。清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他闻知严复小有名气，便指名调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到了1889年，严复为了改善社会地位，不得不屈从科举和官场双重压力，按照当时传统做法，花钱去捐得选用知府衔。不久，他就升为北洋水师学堂的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时候的严复，已经在全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学术界占据了相当高的地位。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依然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意识到：一个人光有思想还不够，还必须有载体将思想传播出去，这样才能产生社会影响。于是，他利用学堂的有利位置，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亲自任主编；没多久，又创办《国闻汇编》，将自己此前翻译的《天演论》刊载在这个杂志上，一下引起社会轰动。
这就是现代传媒的力量，也是严复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严复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认为，只有通过广大民众的体、智、德全面发展，才能造就有质量的优秀人才，也才能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强壮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真理，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个体解放。“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启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实严复这一观点的正确。
二
作为一个教育家，严复深感旧式教育体制、教育方法、教学内容的陈旧落后，必须加以改革，否则殃及后代，误民误国。他提出“教育变法”的建言，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这在当时，比袁世凯等朝廷命官提出的“取消八股”还早，因而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西人。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持积极态度。他除亲自管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20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安庆师范学堂，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达到“开民智”的目的。他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个阶段的理论，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3～4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到国外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高精尖人才。他对学校教育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提出了思路。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工夫。他认为在中学阶段，学生应以“西学”为重点学习内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他认为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他提出教育青少年的目的，是引导他们多学知识，提高分析辨别事物的能力；学习专业知识、先进知识，配之科学实验，结合社会实践，提高科研才能，真正为国为民贡献知识力量。
严复对妇女教育也提出过见解。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中国妇女只有上学读书才能识字明理，从而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实现翻身解放，做到自强自立。他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乃“国之根本”，只有妇女的自强才是民族自强的根本。妇女要实现自强自立，就必须同男子一样，不但要在学堂里读书，还要关心民族大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这样才能不落伍时代，不落后男性，也才能成为社会建设、民族兴盛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里，严复是把妇女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变革，国人全面启蒙，自强自立的语境下来思考的，故十分强调妇女通过接受教育而自强自立对于中华社会进步民族兴盛的重要意义。这正是严复在他那个时代论述妇女教育高出常人的地方。
三
严复治学，最成功之处在于他的先进理念。
严复之前，也有人提倡西学，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师夷人之长，为大清国建设服务。张之洞就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严复对此不以为然。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理论，并用于指导中华的改革或革命，而不仅仅只是学习洋人的先进技术。他曾在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后严厉批判前人的政治纲常理论。他在《原富》中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故而他认为即便尧、舜在世，也要革故鼎新，向西方寻求改革之道。严复认为，在他那个时代，中国落后世界各国，救国之路就是向西方学习。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级改革思路。
严复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提出“民主宪政”的理念。这在当时显然代表了刚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诉求。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人士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民主宪政改革应循序渐进，不应“急就成章”，不可能幻想一夜之间获得成功。公正地说，严复同康、梁在“变法维新”的大方向上，心灵是相通的，否则他也不会在“戊戌六君子”被杀后写诗哀悼。但在“变法”的方式手段上有很大不同。他反对激进而骤变的革命，赞同渐进而温和的改革。他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根据而提出社会渐进变革的理由。他指出：人类社会“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越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严复的这种学术观点，对于今人或后人的改革，依然有着借鉴作用。
四
严复是译文界的一代宗师。
严复的译文风格是立论鲜明，思想超前，表述准确，简练中有提升，平译中见文采。他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他除了翻译《天演论》外，还翻译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始终坚持学术操守，重要的学术观点绝不随着社会风向的变化而变化，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性，哪怕有人反对批判，他也不改初衷。在他身上，后人可看到其秉持特立独行毫不动摇的人格品德。
严复在近现代是翻译界领一时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敢于和善于把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尖端的思想理论和学术理念翻译到中国，而这些思想理论对他那个时代的学界和官场、民众都产生振聋发聩的强烈影响，对改变一代人的思维理念都产生积极作用。严复的翻译风格明快、简洁，思想力强，震撼力大，故而影响了此后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他的众多翻译著作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在翻译中讲究科学方法，是严复翻译外国书籍和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理念。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他指出：中国从古到今几千年来“演绎”甚多，而“归纳”绝少，这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严复除翻译著作、自己书写作品外，对政治的关心胜于他事。他在1898年为国家兴旺政体改良而写下了《上皇帝万言书》。在此文中，严复尽述自己的强学、富国、改政思想和建言，皇帝读后感慨良多。9月14日，光绪帝召见严复，谈三刻钟。严复对康、梁变法持支持态度。当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后，他十分悲痛，挥笔写下了极有感情色彩的《哭林晚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占领北京。洋人知道严复的知名度高，欲拉他做中国学界的代理人，被严复拒绝。严复离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避往上海，住闸北长康里。他并没有沉默。他知道他自己的强项是翻译著述。于是他很快在形势安稳的情况下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局总办。这时候他注意到与政治息息相关的法律。为此，他开始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这期间，他还出版了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原富》（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穆勒名学》（由南京金粟斋出版）、《群学肄言》（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及《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出版）。孙中山先生曾赞扬严复说：“君为思想家，我乃执行家也！”
五
严复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是那个时代站在最高思想方位进行启蒙教育和理论探索的先行者。在他的思想宝库中，还有一条值得一说，那就是他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下自由主义的思考。严复推崇自由与民主。但他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所不同的是，西方欧美思想家主张人的全面解放，个体自由的无条件发挥，生命自由的无限制发展，人格和人的尊严的无禁锢尊崇，个人的社会地位至高无上，个人本位的发展是他人发展的前提……严复不同，他认为自由主义应当成为中华社会的主要思潮，但更应当重视自由主义中群体的作用。不错，社会应当允许个体自由发展，然而个体在自由发展中不要损害群体利益，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当下又面临家国危机的情状下，更应重视群体对解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性作用。他在《原强》中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能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严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失缺个体自由思想理念，因而必须向西洋借鉴并引进自由主义思潮，将西方个体自由的异质文化植入中华文化，激发国人的创造精神，实现国家富强，但不能完全照搬照套西洋文化，更不能“全盘西化”。他提出在自由主义文化背景下的“群体优先，伦理本位，社稷为重”的观点，希望达到西方文化引进中华后实现本土化的目的。
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是严复的基本主张之一。他指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的个体解放和民族图强的前提。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落后，国家封闭、思想禁锢乃重害之首。他在《原强》中说道：“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他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重要因素是西人思想言论自由，个体有极大的创造性。在自由思想下，西人提倡学术自由，“争驰并进，学问新理日新月异”，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心合聚，民智大开，国家蒸蒸日上。中国要赶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开思想禁锢，倡言论自由，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潜能。在论及言论自由时，严复着重强调言论自由的真谛在于坚持追求真理。个体在发表言论时，应当以探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为主要任务，而不应以发泄个人私愤，揭露个人隐私，攻击个人残弱为目的。而要做到这样，就必须提倡每个言论者个人要有起码的操守公德。社会在保障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权的同时，也要求发言人不能违背社会基本道德，进行恶意攻击谩骂。个人在捍卫真理时，也不可因权势的干扰迫害而放弃操守，改变学术观点。
在我看来，即使到了今天，严复的很多思想理念仍然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