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先贤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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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黑暗时代一盏微弱的烛灯

在福建泉州的万寿路,有李贽故居。在清源山间,埋着李贽先祖的坟茔。泉州名扬四海的刺桐花给了李贽柔美清丽的滋养;闽南坚硬挺拔的铁蒺藜则给了李贽穿刺刚毅的润泽。因为同是福建人的缘故,我打小就对李贽很崇拜。李贽可称得上是中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其实把李贽放到中国古今5000年的文明历史中看,他也不愧为少有的大思想家之一。

李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人。原姓林,名载贽,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取名贽。其家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他任过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后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两年后任礼部司务;后又任南京刑部员外郎;最后做到云南姚安知府。按说他这时候可耀武扬威、颐指气使,或者大发横财,然而没有,他活得痛苦,甚至比以往不做官或做小官无权无势还悲痛!万历八年(1580年),极度悲痛的李贽只好辞官离开政界,隐居乡野。

李贽身上有明显的闽南人倔强好拼、刚毅敢为的鲜明个性。他在为官期间,目睹了朝廷及官员们腐败无能的诸多现象,常与上司发生争执。他经受过倭寇侵掠、灾荒贫困的痛苦,看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艰难,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后来又对王守仁学说从质疑到反叛。他曾经潜心研究佛学,却又对佛家的一系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他不愿遵守寺庙之规,却又在他的生命晚期一直归隐。他晚年辞官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却又不完全静心于书界学问,反倒对不合理的现实制度极力批判而惹怒当局,自讨苦吃。从他的身上,我读到了一个思想者的多样性格和饱满情怀。李贽自幼倔强难化。他的人生导言就是“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而,他“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12岁开始作文,反对孔子把莳弄秧稼的农人看成“小人”。关于李贽青少年时候的治学情况,他自己记述说:“余自幼治易,复改治礼,以礼经少决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书,竟以尚书窃禄。然好易,岁取易读之。”(《李氏文集》卷11)一生勤奋好学的李贽,因书而兴,也因书而苦,这种悲凉的人生或许被他人讥讽,但我却一直表示敬意。

褊狭,是李贽的一个性格特征。

李贽曾在《自赞》中说自己:“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无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作为一个文坛上的独行侠,李贽以善斗恶,毫不手软;一身侠气,激情昂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狂狷,是李贽的又一性格特征。

李贽愤世嫉俗,落拓不羁,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不拘一格,气势猛烈,蔑恶清规戒律,是一个见解独到、特立独行的人。他蔑视儒道释就是例证;他蔑视传统,敢于挑战权威大家,如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对他曾经崇拜过的王阳明的反驳,等等,都可视之为他“狂”的一面;另一面,李贽洁身自好,为人耿直正派,为官清正廉明,不腐败不贪污,身陷污浊却一尘不染,不肯与混浑之世和黑恶官员同流合污,这就是他保留中国古代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狷”的特征。正所谓“狂而进取,狷而自洁”。

孤傲,是李贽的再一性格特征。

李贽一身正气,不肯媚俗,不肯低俗,更不去恶俗。这样的生存理念决定了他除孤芳自赏外还傲骨铮铮。他从不向权势屈服妥协,也不向权威俯首低头,哪怕被传统、权贵、权威、伪道学家击打的鼻青脸肿,也绝不让步。他不向比他官高三级的伪道学家耿定向屈服,便是一例。他先后在官场行走20余年,从不向朝廷献媚,也不向上司妥协,更有多例。

异端,是时人对李贽的贬称,却也可视之为李贽有别于他人的性格特征。

李贽做事古怪,行为乖张,超乎常人。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好不容易做到云南姚安知府,却莫名其妙地辞职不干。别人做官发财,他做官反倒欠债,家贫如洗,不做官时妻儿老小同他一道寄养在友人家中。他的“异”表现为语言异、行为异、决策异、选择异、见识异。他曾说自己,“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选自《与曾继泉》)

逆反,是李贽的重要思维特征。

在李贽眼里,孔孟儒学是统御集团的福音宝典,也是底层民众生存危机的悲痛词根。这位被时人讥讽为“偏执狂”和“邪恶思想家”的温陵居士,其思维明显有“逆反”的特征。他几乎用其一生的精力和热情去反驳与批判僵化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揭露当世伪道学家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更以其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精神去完成他的带有启蒙色彩的激进思想。”(见《苦境》)古人都以儒家学说治国平天下,用“三纲五常”束缚人们的个性发展,更以礼教对民众进行道化教育,扼杀人的天性,尤其到了宋代“两程”那儿,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性的毁灭推向极致。李贽反向思维地提出:这种用传统儒学禁锢民众思想,摧毁人之个性的学说,有很大的危害性,这也是“仁者”之所以害人的要害。“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见《焚书》)李贽在推崇诸子百家的同时,竭力抨击儒家思想,他把儒家分为鄙儒、俗儒、迂儒、名儒四种层次,一一加以剖析批判,骂他们是“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最高的名儒也不过是“死节殉名”而已。在古代敢对孔孟和程朱说“不”,大概也只有李贽等少数人。李贽如果没有逆反思维,那是不可想象的。

激越,是李贽语言的重要表述方式。

大刀阔斧砍伐僵死的传统观念,是李贽的书写个性。他热情如火,在灼热地燃烧自己灵智的同时也将腐朽彻底焚毁。这样,他犀利如锥,穿透深层;他洞察如烛,光见一线;他独识如刀,印刻不灭。他的激越昂扬,也就在他的这些文字里一一展现!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几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令人发指!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传统理学及卫道士们如此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读者读之快哉!怪不得李敖在《快意恩仇录》中赞扬李贽是“性格巨星”式人物。

执著,是李贽获得成功的唯一路径。

李贽以他的清静孤独孑行于学术弯道。他守望着自己的一片田园,那里虽无绚烂风光,却有满眼青绿的无限险峰。多少人劝他放弃与权贵作对,他毫不动摇。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天,孤独的李贽进一步向孤独走去。他用剃头的方式遁入空门,以示和鄙俗断绝,也为更好地安下心来坚持做好学问。他明确表示:自己虽身入空门却不受戒、不参加僧众的念经祈祷。这对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之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面对无数压力,李贽依然执著,他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而身不可辱”,毫不畏缩。他“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乃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双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如此特立独行的“怪者”,即使今天看来,也不多见。

创新,是李贽成为思想家的重要标志。

李贽的求知欲特强,所阅览的古籍洋书在同辈人中首屈一指。利玛窦到中国来,李贽迫不及待求见,为的是向他学习请教。如此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行前人所未行。他早先学习王阳明的“良知说”,觉得不错。后来一经认真思考发觉不对,于是在批驳的同时自创一门新学“童心说”,认为“真”来自人的最初之一闪念,“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他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这一审美理论不但为时人推崇,也影响了许多后世学者文人。李贽在自己的诗文创作风格方面,就体现了“真心”之理念,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给予了致命一击。

李贽思想成熟的时候正好是大明王朝的后期,当时的政府并不清明,甚至相当昏暗,社会内在矛盾急剧上升空前激烈;贪官污吏遍地横生;民众贫困潦倒,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在经济上,商品交易日趋频繁,城市经济有所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市民工商业者成为重要力量;拜金逐利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在文化方面,大明晚期因西方思想传入而对传统文化稍有冲击;科举制度迫使许多读书人因循守旧;时不时发生的“文字狱”又让相当多的文人学士噤若寒蝉;理学家鼓吹的理论具有虚伪性,导致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逆反。李贽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说出许多“叛逆之言”,非常正常。这也是他性格形成特异的客观社会基础。他与他同一时期的思想家戴震及比他稍晚一些时候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叛逆与异数,他们用微弱的灯向着黑暗的封建社会迸射。

李贽的出现又一次表明“末代思想家现象”的规律性存在。早在春秋末期,出现孔子、老子等先贤;战国末期出现墨子、荀子、孟子、庄子、韩非等一大批思想家;汉末魏晋有孔融;宋末有“两程”和朱熹;到了清末和民国末期,由于西方思想的传入,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鲁迅等就更多了。思想家和农民起义的涌起,几乎成为一个王朝被彻底击败的前兆。从这样的文化背景察看李贽的出现,当是一个重要佐证,毫不奇怪。

李贽生活在大明末世,那是个天空布满乌云,阳光难以照耀的时代,夜晚没有星光,月亮被厚重的云层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