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朱元璋人生布局的九九加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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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讲求实效,言传身教

朱元璋认为,有的官员们因出身不同,高高在上,不知百姓的辛苦,更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为了惩治腐败倾向,除了重在教育在口头宣传外,还要讲求实效,因此,朱元璋实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唤起官员们对下层百姓的同情怜悯之心。使天下图治置于安稳。

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朱元璋从郊外回城,见到几个老农正在挥汗耘田,立即下马步行,边走边对大臣们说:“朕好久没有在田间干活了,见到农夫冒着酷暑耕耘,心里很怜悯他们,不自觉地就下马步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各种费用,都要由他们供给。他们如此辛勤,不知地方官们是否懂得怜悯他们?大家都是人,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的艰难,古人常以此为戒。穿衣服时要想到织女的勤劳,吃粮食时要想到耕夫的辛苦。朕想到这些,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还曾教导臣下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最辛苦。他们终年勤奋地劳作,很少休息,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家人可得温饱,而不幸遇上水旱灾害,年成不好,全家人就会挨饿受冻。朕一食一衣,都会想到农夫农妇种地织布的劳苦。你们这些做官的人,住的是广厦,乘的是肥马,穿的是锦绣,吃的是美食,必须时刻不忘农民的辛劳!”

朱元璋时常挂念百姓的生活,每逢听到天灾地祸信息,心里总放不下,他曾经说过:“朕是天下的主人,听到一夫受饥,吃饭便无滋味,听到一民受寒,睡觉便不安稳。”他希望各级官员也能像他一样把百姓疾苦挂在心上,曾命令地方官员访查贫苦无依的百姓,按月发给衣食,没有地方居住的给予房屋。他训谕官员们说:“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所者,应当考虑如何安养他们。过去我在民间,亲眼见过他们的痛苦,鳏寡孤独、饥寒交迫的人们,常对生活失去希望,恨不得立刻死了。我在兵荒马乱中看到这种现象,心里感到很悲伤,所以才亲统师旅,誓清四海,想让天下像我自己家一样安定下来。现在我治理天下已经十几年了,如果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百姓,这不但不符合我当初立下的誓愿,也没有尽到上天赋予我的职责。你们都要体察我的心意,不能让天下有一个人流离失所。”

朱元璋从行为上教育官员外,考虑到各个官吏的接受能力大体不一样,为作为教育官吏的思想上的误差,还编写书籍作为教育教材,发到每位官吏手上,常常翻阅,加深记忆。在洪武八年(1375年)编写的《资治通训》和洪武十六年(1383年)编写的《精诚录》中,都有教育官员忠君爱民的专门篇章。洪武十九年(1386年)编写的《志戒录》,则是采辑汉、唐、宋时代发生的一百多个为臣悖逆不忠的事例,让臣下知所鉴戒,书成后赐给群臣以及各级学校—的教官、学生们讲诵。朱元璋还曾编写《彰善榜》,表列公勤清廉官员的事迹。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九年(1386年)颁布的《大诰》三编,也以教育官吏为首要目的,其中官吏贪赃枉法、科敛害民的案例,占全书一半以上。在《御制大诰序》中,朱元璋阐述编写此书的缘由说:“由于元朝统治中国达九十三年之久,中国固有的传统美德泯灭了,道德沦丧了。官吏们在办事的时候,私念超过公心,以致过失比海深,罪孽比山重。被斩首示众者的尸体还没有移开,新犯死刑的人又来了。现在把害民事例昭示天下各级政府,敢有不务公而务私、贪赃枉法、酷虐害民者,必彻底清查,严加治罪。”可见,朱元璋颁布《大诰》,含有“以刑止刑”的意思,是想通过对惨厉刑罚的宣示,让官吏们产生畏惧之心,从而自我约束,不敢含虐害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为了教育官员清廉爱民,还专门编写了本《醒贪简要录》,颁发给各级官员,他说:“四民之中,农民最为辛劳。一到春天,农民听到鸡鸣就得起床,驱牛扶犁,翻耕土地,等到播下种,长出苗,又要耘耨。夏天烈日当空,农民被烤得身体憔悴。到了秋收时节,收获的粮食除了交纳租税之外,还能剩下多少?若再遇上旱、涝、蝗灾,则全家惶惶,不知靠什么生活下去。现在当官的人不体念百姓的艰难,刻剥虐害他们,真是一点仁慈之心都没有。”《醒贪简要录》的内容,主要是详细载明各级官员的禄米数额,并将米数折算成谷数,再算出每亩田地出产的谷数和投人人力的多少,目的是唤起食禄者的良心,使他们能自觉地体恤百姓。

对于公勤不贪的官吏,朱元璋往往给予奖赏,或破格提拔,用以激劝、教育官僚队伍。国子监生陶重仲被任为监察御史,纠劾不避权贵,很受朱元璋赏识,被擢升为福建按察使。他到任以后,诛杀赃吏数十人,兴办学校,抚恤军民,政绩卓著,朱元璋特下诏褒扬。浙江宁波知府李仲文派小吏到慈溪县办事,小吏倚势扰害百姓,县丞秦仲彰将小吏捉拿,送到京城治罪。朱元璋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擢升秦仲彰为宁波知府,而把原知府李仲文贬为慈溪县丞,这一升一贬,给官员们刺激很大。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带着书吏高原去巡察孟津、宜阳,当地官吏送来贿赂,王平将行贿者抓起来,交上司治罪。朱元璋得知后,下令赐给王平文绮、袭衣以及钞一百锭,赐给高原钞五十锭,以示褒奖。后王平任满入朝,朱元璋提升他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这类褒奖超升事例,洪武年间有多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吏起到了激励鼓舞作用。

朱元璋煞费苦心对官吏们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据《明史·循吏传》记载的一百二十名循吏,在历史中留下的功勋,大部分都是属于洪武时期的,这说明了朱元璋教化所导致产生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