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朱元璋人生布局的九九加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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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科举取士制八股

在广泛兴办学校的同时,朱元璋还建立了科举制度,学校是为了培养人才,科举是为了选拔人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说:“学校以教育之,科举以登进之。”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唐、宋、元相继沿用,体制日渐完备。这一制度虽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它在选拔人才时体现了公正、公开的原则,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早在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就曾宣布设文、武二科以广求贤才,并要求地方官员“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等待科举的举行。到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举行科举。朱元璋认为,以前各代在科举取士时,只讲究词章华美,而不要求德才兼备,是存在很大缺陷的,所以他特别宣布,自己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同一年,京师和各行省按照要求分别举行了乡试,选中了一批举人。第二年,举人们都到京城参加会试,朱元璋亲自出题并主持考试,最后录取了吴伯宗等一百二十名进士。由于此时明朝建立没多久,官员紧缺,于是朱元璋下令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各行省连续举行乡试三年,取中的举人都免去会试,直接赴京听候选官。

经过连续三年的科举考试,虽录取了一大批人才,但朱元璋经过初步考察试用,对这些人很不满意。他说:“各地录取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看他们的文章,倒也斐然可观,可一加试用,就发现极少有人能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去。”他还抱怨说:“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却用虚文应付朕,这岂是朕开设科举的本意。”于是,他下令暂时停罢科举,专门依靠荐举选择官员。可是,荐举上来的人也同样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荐举时滥竽充数的现象也无法杜绝。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决定对荐举上来的人才进行考试,同时下令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令礼部颁发了《科举成式》,永为定制。不过,恢复科举后,朱元璋并没有停罢荐举,而是两者并行,相互补充。从科举开办到停止再到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朱元璋不尚虚文,务求实才的思想意识。

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是相互配合的。读书人没有进入府、州、县学之前,不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在通过了州、县级的考试后,进入府、州、县学,便成了“生员”,俗称“秀才”。只有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是省级的考试,每三年(逢子、午、卯、西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因考期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天,所以又叫“秋闱”。考试是很严格的。考生在黎明时进人考场,要经过严密搜身,以防挟带字纸。入场后,考场的内外门户全部加锁封闭,以防传递消息。每名考生都由一名号军监视,不许作弊。黄昏时交卷,如未做完,可给蜡烛三支,以便继续答卷。考生交卷后,经过密封、誊录、对读等程序,然后送交考官评阅。

由于考官见到的卷子是密封的,而且不是考生原卷,所以不容易从中捣鬼。录取名额由朝廷分配,起初是直隶(今江苏、安徽)一百人,广东、广西各二十五人,其他各省各四十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后又规定:“不拘额数,从实充贡”。乡试合格者就成了“举人”,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其中第一名俗称“解元”。

会试是中央一级的考试,逢辰、戌、丑、未年,即每逢乡试的第二年举行,考试在二月进行,正值春天,所以叫做“春闱”,又因由礼部主持,也叫“礼闱”。会试录取名额由皇帝临时确定,考中者称为“会土”或“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全体会士都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复试,这叫殿试,也叫廷试。殿试只确定具体名次,而不再淘汰。通过殿试的都称“进士”,分一、二、三甲录取。第一甲只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乡试和会试都连试三场。初场的考试内容为《四书》和经义,侧重于考察考生对《四书》、《五经》的熟悉和理解程度;二场的考试内容为论、判、诏、诰、表、笺,侧重于考察考生写作各类公文的能力;三场的考试内容为经、史和时务策,侧重于考察考生的历史知识和对于时政的看法。在初行科举时,乡试中式者还要加试骑、射、书、算、律五科,后取消了这些科目,但又规定了,新录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直接在翰林院任职外,其他都要先在各部门观政,进行职前培训。

科举制度本为选拔人才,但自从这一制度创立时起,它就备受攻击。明朝在朱元璋的时候选择官员的途径多种多样,科举只是其中一个。但在洪武以后,科举越来越受重视,出现了“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的局面,考试内容也日趋空疏僵化,形成了被称为“八股文”的文体,这种文章陈陈相因,千篇一律,只讲究技巧,不重视内涵,很像是文字游戏。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激愤地说:“科举对人才培养和文化事业的摧残,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但是,也应看到,科举制度的僵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明初的科举考试,还比较重视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朱元璋要求考生所作经义、论、策等,都不许多于三百字,而且不许堆砌浮造的文词。朱元璋在主持殿试时,所出题目都与实际事务有关,允许考生各抒己见,谈论国家大事。因此就连对科举制度持激烈批判态度的顾炎武,也认为明初科举尚有“求实用人”之意。科举制度后来的发展,与朱元璋“务求实才”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