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核心是移风易俗。朱元璋承蒙元之后，把清除胡风作为一项首要的工作来抓，颁禁令，定礼仪，可谓不遗余力。
元朝时期，汉族地区受蒙古人影响，士人和平民都辫发梳髻，穿着窄袖衣服，这与中原地区传统的服装相差很远。许多人还更改姓氏，取蒙古名字，说蒙古话。朱元璋登上皇位不久，即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规定土人和平民都要将头发束于顶上，官员戴乌纱帽，穿圆领袍、束带、黑靴，土人和平民则戴四带巾，穿杂色盘领衣。对于穿蒙古式服装、说蒙古话、取蒙古姓名，都严加禁止。据记载，这套服式的制定，“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足见朱元璋对此是多么重视。
中国人对丧葬仪礼十分看重，但在元朝，受蒙古习俗影响很大，不要说北方，即使在被蒙古人征服较晚，汉族文化传统比较浓厚的南方地区亦然。明初南京居民沿袭元朝旧俗，凡遇丧葬，就大摆宴席，遍请亲友，大家只重视酒肴厚薄，却毫无悲哀之情。为了禁止这种陋俗，朱元璋命令礼部官员制定了官民丧服礼制，以为礼则。受蒙古习俗影响，明初有些人将死者先用火焚烧，然后把尸骨投入水中，朱元璋认为这是“伤恩败俗”的不孝行为，下令禁止。
北方少数民族有继婚的习俗，包括蒙古族在内朱元璋认为这种习俗不合华夏文化传统，有违人伦之大防，深恶痛绝，力加禁绝。此外，同姓、两姨姑舅婚姻虽在中国古已有之，朱元璋也把它包括在胡俗里边。一并加以禁止。在《御制大诰·婚姻第二十二》中，朱元璋指出：“元朝时期，允许姑表、姨表兄妹结为夫妇，哥哥一死，弟弟就接收其妻，父亲一死，儿子就继承其妾。有时一位妇女和父亲生有儿子，父亲死后，又嫁给正妻之子，再生儿育女，真是夫妇无别，纲常大坏，严重背离了我中国圣人的教导！今后如果有人敢违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
元朝的日常相见礼节，与中国传统礼仪也不相同。如当时官员相见，要跪一足致礼。朱元璋对此类礼节非常厌恶，即位之初下令禁止，后又正式颁布官员之间，官民之间，庶民之间的精神相见礼仪，令天下遵守。
对于音乐，朱元璋也没有丝毫轻视。他曾对侍臣说：“元朝时期，古乐俱废，演唱的都是淫词艳曲，影响很不好。”为了清除音乐文化中的异族因素和“非礼”成份，他下令严禁演奏“一切流俗喧哓淫亵之乐”，并在《大明集礼》中对钟律、雅乐和俗乐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朱元璋看来，所谓“胡风”并不限于带有异族色彩的风俗习惯。举凡官吏的贪贿荒怠、民众的背礼弃法等在中国历代王朝都可以看到的现象，他都将之归人胡元风气之中，并采取措施加以改造。朱元璋深知，官风对民风有重大的影响，故而他花了很大力气整顿官风。官员狎妓饮酒，白古以来就是常见之事，唐、宋、元时代还流行着官妓制度。
朱元璋认为这是官风败坏的表现，遂对娼妓业进行整顿，并严禁官员狎妓，规定：“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就是遇赦获免，也不能再加录用。
士子是官僚集团的后备队伍，也是推行教化政策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十分重视士子的培养，他曾就教学内容等问题多次训谕国子监的师儒，要求他们“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他还为士子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以求彻底箝制他们的言行，牢笼他们的身心。如国子监规一款云：
“在学生员，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犯名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
朱元璋尽力按照儒家精英文化的理念对民间通俗文化加以改造，做了不少以礼化俗的工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把祭礼视为国之大事，有着严格的仪礼规定。但民间自原始宗教一脉相承流传转化而来的带有“巫术”色彩的仪礼也大量存在，崇祀的神灵多种多样。类似活动，在士大夫眼里一向视为“淫祠”。朱元璋起自基层社会，对于民间文化非常熟悉，但随地位上升，与儒生和儒家经典接触日多，便逐步接受了士大夫的观念，对民间文化开始采取排斥的态度。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禁淫祠”，命中书省、礼部讨论郊庙及百神祀典，最后议定，只准百姓祭祀祖宗和灶神，乡村可以祭祀土谷之神，至于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一类的巫术，以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一类的秘密宗教，一律禁绝。这样，大量带有巫术色彩的地方祭祀活动均遭禁止。
对于人生仪礼，如婚嫁一类，朱元璋也试图用朱熹编写的《朱子家礼》加以规范。早在吴元年（1367年）颁发的《大明令》中，就曾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建国以后，又根据儒家经典的有关论述和《朱子家礼》一类的礼书，颁行了一系列礼仪。朱元璋登上皇位后，立即下令让各地官员访察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一类的人物，利用这种历代相传的“旌表门闾”的做法，激劝风俗。
明初地方官员，多从儒土中选用，这些人到任后，有不少在辖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使朱元璋的教化政策得到切实贯彻。如儒士吴荽在家中行用《朱子家礼》，在乡里遵行《吕氏乡约》，后被任为广州南海知县，积极推行教化，整顿风俗，很有成效。又如儒士吴履，任江西南康县丞，县中有一祠庙，祭祀时常有蛇游出，百姓指以为神。吴履逮捕了巫师，并把神像沉于江中，这一类迷信活动遂告绝迹。朱元璋积极推行教化，收到了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其最显著者，就是形成了俭朴淳厚的社会风气。著名学者，顾炎武曾援引《歙县志·风土论》，对明初的社会风气极表推崇，认为当时“诈伪习气尚未萌发，讦争习气尚未产生，奢靡习气尚未兴起”，犹如欣欣向荣的春天，风俗之美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这种俭朴淳厚的社会风气，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朱元璋大力推行教化政策也带来明显的消极后果，因为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用官方的意识形态统一、约束、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样做虽有其必要性，但做的过头了，必然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单调化和思想文化的僵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