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张冲，国民党的得力干才。这两位分属于不同营垒而又有过恩怨的人物，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却能捐弃前隙，走到一起，在国共间架起和谈的“桥梁”，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二次合作，留下了动人的往事……
张冲毕业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哈尔滨政法大学。他熟谙俄语、又通晓苏联事务和党务，深得国民党的赏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使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亦被扣押。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央代表的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有了新的转机。
在西安，蒋介石亲口向周恩来许下了联共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担保。但他又要避日本人的耳目，国共间的往来还是采取秘密方式。此时的张冲则日益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这位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央执委奔走往来，穿针引线，成为代表蒋介石在南京、延安及莫斯科之间秘密联络的专使了。
为国共两党和谈，周恩来表现了政治家的杰出才能和外交家的非凡天赋；张冲也积极参与，热心投入。在三四个月的谈判期间，有一件事对张冲的思想影响很大。那是1937年5月，张冲随国民党组织的考察团访问延安。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久居城市，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他的几次长谈，气氛友好，关系融洽。中共领袖情真意切、光明磊落，使张冲深受教益，切身体验到中共为国为民的殷殷诚意；而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不记个人怨仇的博大胸怀，更使张冲十分感佩。事后，他悄悄告诉好友：“中国不会亡，民族大有希望，人民大有希望，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这说明，他的思想、感情和顽固派已有了明显差异。张冲此次延安之行，还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
在大敌当前，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在国共合作的交往中，张冲受到周恩来思想、作风、品格、才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确实为联苏联共、团结抗日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39年春周恩来到安徽、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回乡省亲，夏天又顺利返回延安议事。都是与张冲的大力协助分不开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已同意周恩来北返延安，但当周恩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检查人员却借故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件，否则不准离开重庆。双方争执之时，适逢张冲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张冲眼见情况有异，立即驱车取来蒋介石手令，又亲自送往机场，直至周恩来上飞机才放心。事后，张冲愤愤地说：“这是顽固分子在捣乱，蓄意制造国共分裂！”
在交往中，周恩来对张冲的影响和帮助是很多的，除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及时指正外，还特别注意用事实纠正其偏见。
张冲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感到国民党顽固派在国共两党中所制造的裂痕越来越大，预感到国共关系将跌入低谷。自己也可能遭到顽固派的暗杀，心情至为沉痛。他向家属立下遗嘱，并交代道：“我一旦身遭不测，你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往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
张冲虽未遭顽固派的毒手，却为国共团结奔走操劳的染上了恶性疟疾。周恩来多次前去探视，在病榻前轻声慰问，关切备至。张冲于病榻仍不忘国共合作，询问两党关系近况。当时，由于气候炎热，日军轰炸，医护不周，政敌刁难，8月11日张冲在重庆郊外40里的云龙旅馆山洞内病逝，年仅38岁。
斯人既逝，国共两党都为之痛惜。
当张冲从对手到密友的周恩来，在时局艰难险恶的情形下，对张冲的过世尤感哀痛：“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复兴安危谁共之感。”他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短联当哭，既表哀思，更忧时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与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潘梓年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讲到后来，感情激动，语不成声，闻者无不动容。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指导当日的《新华日报》刊出悼念张冲的专页，并撰写了2000余字的纪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作为《新华日报》社论，肯定张冲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劳神焦思”，“奔走坛坫”；称颂他“独持正义”，“力维大局”。代表中共和人民表达了对一位爱国志士的高度评价，追悼会后，张冲的灵柩暂厝于重庆歌乐山。
从对手到朋友，表现了周恩来崇高的人格魅力，也表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不同的施政纲领在民众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