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句俗话，叫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人下菜碟”。这两句话多含贬义，往往是用来指说那些逢迎取巧的人。但是，如果除了其中的贬义，这两句话对于学习语言运用来说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话要看对象。
说话要看对象，意思是指要看对象的身份、地位、年龄、性别、职业、文化水平，等等。当我们与人说话的时候，必须了解对方的上述情况，然后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才能取得交际的成功。
比如有一个学生问一位教授：“你今年几岁了？”教授听了很不高兴，不予理睬。这是为什么？原来这个学生犯了说话不看对方身份地位及年龄特点的错误。首先，学生对老师(下对上)不能称“你”，而应该称“您”，因为“您”表示尊称。其次，他问“几岁了”，这在普通话中是对十岁以内的小孩的问法，这样问一位教授，显得十分没礼貌。
日本一位教授举过如下一个例子：
成人：贵庚几何？
孩子：不知道。
成人：你有哪些雅好？
孩子：不知道。
成人：你的理想和抱负是什么？
孩子：不知道。
很显然，这次交际失败了。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位成人没有考虑对方是个孩子(涉及到年龄和文化水平)。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对中国人说话的情况下，当然是笑话。但在外国人没有学透汉语的情况下，是可能出现的。上面三句问话如果说成下面这样，孩子就会听懂了：
你今年几岁了？／你都喜欢干什么？／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说话时也要注意对方的性别。比如按照惯例，和女性谈话时不该问人家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但有些国人(特别是农村老太太)却不懂这个规矩，见了女孩子喜欢问：“姑娘多大了？有对象了没有？”这在外国人听来是很不礼貌的，就是有文化素养的中国人听了，也会不高兴回答的。另外，当面夸女性漂亮，在中国人也是不习惯的，仿佛有居心叵测的嫌疑。但在外国人看来这是客气的表现，还要答一声“谢谢”呢。
此外，中国人有时喜欢问对方的工资是多少，这问题绝不能向外国人提出，否则会看作不尊重对方隐私权。
和一位农民谈话与和一位教授谈话，选词用句都会有区别。就拿称呼来说吧，你对农民可以称呼“老大爷”“老大娘”，而对教授这样称呼，一定会碰钉子。你得称呼“先生”“老师”，或直接称“×教授”。记得有一年的某一天，我走在南开大学校园的小路上，迎面来了一位工人模样的人，向我问路时称我为“师傅”，我心里感到很别扭。“师傅”是对工人的称呼，在校园里称教授为“师傅”很不妥。这就是没看对方职业和文化水平所致。
总之，交际不单单是传递信息而已，它涉及到诸多的语用因素。尤其在涉外交际中，更有许多讲究，如不注意，往往会 造成交际的失败。因此，要想取得成功的交际效果，必须考虑说话要得体，这其中就包括要注意看对象，亦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聪明的樵夫，应该是既善于砍柴，也善于磨刀的。
谈“暗示”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意思就是说，听人谈话不仅要听他已经说出的意思，还要听出他没有明说却暗示出来的意思。人们说话，由于种种原因，有时不便把要说的意思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采取委婉的办法加以暗示，叫听话的人去体会出来。听话人能否体会出来，这里就有对暗示的理解力问题了。
造成暗示，往往使用“空位对举”的办法。所谓空位对举就是把两相对照的意思只说出一半，叫听话人去领会另一半。比如你面前有两个学生，你指着其中的一个说：“这个孩子聪明。”虽然你没有说另一个孩子不聪明，但听话人很容易理解出这层暗示的意思。汉代末年有个文学家叫孔融，小时候很聪明，能在大人面前对答如流。当时有个人瞧不起他，冷冷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意思是说小时候聪明，大了未必有出息。孔融听了，当即答道：“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孔融这话回答得就非常妙：他没有说对方没有出息，只说：想来您小时候一定很聪明。那就暗示着：“大未必佳”。以子之言，攻子之身，何其聪明！
空位对举是利用人们的联想能力来表达暗示。所以，从听话人一方来说，要充分发挥这种联想能力，从说话人一方来说，则应考虑到这种联想的后果。如果是有意要利用这种联想以达到暗示的目的，就可以使这种联想很自然地产生；如果是无意利用联想进行暗示，则应避免这种联想的产生。这里我们不禁想起那个有名的主人请客的故事：一位主人请了四位客人来吃饭，却只来了三位。主人说：“该来的却没有来。”一位客人听了，心想：“我们是不该来的了。”于是走了。主人又说：“不该走的却走了。”另一位客人想：“我是该走的了。”又走了。主人又说：“我又不是说他俩。”最后这位客人听了，心想：“啊，你原来是说我？”也走了。这个故事说明，由于说话不当无意间产生了暗示的效果。
暗示的方式有多种，不限于空位对举一种。比如天气很冷，你却开着窗子，有人受不了，又不便直接叫你关上窗户，他就可以说：“好冷啊！你不感到有些凉吗？”你听了会意识到应该关窗了。又如你到人家去做客，坐下聊起来没完，老也不想走，主人不耐烦了，就看看手表，意思是告诉你：该走了。此时你再不走，就太不知趣了。
由上可知，意思的传达并不一定会靠有声的语言，有些是在不言之中或语言之外。因此，我们要听话听音儿，善于理解暗示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语言和巧妙地表达思想。
聪明来自见多识广。
文学欣赏中的“共鸣”
有个歇后语，叫“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讲的实际是文艺欣赏中常见的“共鸣”现象。看戏流眼泪的事并不鲜见。据说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主席看京剧《白蛇传》，在看到白娘子受到法海迫害时，泪流满面，难以自持，竟拍案而起，喊道：“不革命行吗？！”政治家、军事家的神经是最强劲的，尚且如此，像林黛玉这样的娇小姐听了《牡丹亭》中“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你在幽闺自怜”之类唱段心痛神驰、眼中落泪，就不足为奇了。
“共鸣”本是物理学名词，原指甲物振动发声引起乙物振动发声的现象。文学欣赏中的“共鸣”则指读者被作品所打动，与作者或作品中的人物产生了相同或相似的情感，爱其所爱，憎其所憎，怒其所怒，忧其所忧，喜其所喜的情感反应。因而，“看戏流眼泪”只是读者(观众)与作品产生共鸣时情感反应之一种。我们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时，体验到的是一种欢快之情，读《春望》体验到沉痛之情，读《春夜喜雨》体验到欣悦之情，读李白《将进酒》体验到一种狂放之情……。《水浒全传》第一百一十回有一段写李逵随燕青潜入东京观灯，在桑家瓦子勾栏听说书人讲《三国志平话》，正讲到关云长刮骨疗毒时，李逵情不自禁地大叫：“这个正是好男子！”竟忘了有可能暴露身份。可见英雄爱英雄，李逵产生的共鸣很是强烈。
读者与作品产生共鸣，并不一定是与作品的情感完全一致，也常有自觉不自觉地曲解或借题发挥的情况。抗战时期，爱国将领仍激赏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诗句。并非对北方少数民族有切齿之恨，他们心里恨的是日本侵略者。
为什么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会产生共鸣呢？这是由于作品艺术形象塑造得特别真实、生动，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而读者恰好与作者或作品中人物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林黛玉被《牡丹亭》打动，是因她正春情萌动，同时痛感大好年华逝者如斯，爱情前景又难以预料；李逵被关公的故事打动，是因他也是条硬汉子。如果李逵看《牡丹亭》或林妹妹读《三国》，就未必能产生共鸣了。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情感往往带上阶级色彩。这是由于同一阶级的人往往有类似的生活处境与情况体验。一个苦大仇深的八路军战士看了《白毛女》中喜儿受污辱的场面会愤怒得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枪，而一个地主或资本家少爷看了也许只当作主仆之间的风流韵事。
另外，人的情感还受时代精神影响。生活于五六十年代的人读着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会情绪激昂，80年代以后朦胧诗培养起来的读者在欣赏贺、郭二人的作品时却未必能达到那样的情感热度。中年以上的观众看王铁成主演的电影《周恩来》时往往情不能禁，但据说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也有些青年观众到柜台去喝饮料。
共鸣又与读者本人气质及文化修养有关。《文心雕龙·知音》中说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间诡而惊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品能否让读者共鸣，当然更与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分不开。杰出的文学名著能使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读者产生共鸣，正由于它浓缩并出色地表达了人类某些普遍类似的情感，说出了读者想要说但还不知如何说的心里话。
数不尽的土粒，渡不尽的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