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年仅14岁就考入滦州（今河北滦县）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堂，因组织领导学生游行示威，声讨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被校方开除。1916年夏天，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于该校本科史地部。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倭寇入侵，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促使他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毅然参加革命进步活动，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中，杨秀峰作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代表，和爱国学生一起参加痛打卖国贼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的斗争，经受了残酷斗争的考验。
1929年秋，杨秀峰以“官费”赴法国巴黎大学社会学院学习，翌年3月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了党的外围组织“东方反帝同盟”，任党团副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他率领当地华侨和留学生到日本使馆抗议示威，被当地警方驱逐出境。
1932年2月，杨秀峰由法国共产党经国际红色救济会送往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列宁学院。在苏联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反对王明排除异己的行为，对留学苏联的陈郁受到王明打击表示同情与支持。陈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1931年在苏联学习期间受到王明的错误批判，被撤销支部书记职务，并在“清党”中差点被王明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周恩来总理提名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燃料工业部部长，被开国领袖毛泽东赞誉为“海员工人当部长，开天辟地第一遭”。
由于杨秀峰敢于坚持真理，在苏联受到排挤而被流放到乌拉尔加里矿山做工。他于1934年10月由英国乘船返国，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特科（后改为北方局联络局）的领导，在北平天津文教界做秘密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大学教授，在天津河北法商学院、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
除了上课，杨秀峰以大学教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课堂当做阵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发展方向。他结合自己在法国、苏联留学的亲身体会及中国的实情，寓理论于讲述中，由浅入深，论证精当，鞭辟入里，引发青年学生深深的思索。他的课不仅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而且激发了青年学生救国救民的斗志。由于他同广大青年学生战斗在一起，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崇敬，被誉为“红色教授”。
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杨秀峰，利用自己的教授身份，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杨秀峰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在大学校园外秘密开展统战工作。1936年1月，他和许德珩、张申府、马叙伦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杨秀峰任“救国会”中共党团书记，在“救国会”成立大会上，他主持起草的“救国会第一次宣言”揭露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丧失东三省，断送热河，又将拱手让出整个华北等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愤怒斥责国民党政府镇压爱国青年学生的罪行，热情赞颂爱国学生“愿意以赤血洗白刃，而为民族的先驱，为救国的斗士”，号召“全国文化界火速起来，促进全国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抵抗敌人的侵略，救护我们的国家，收复我们的失地”。
杨秀峰作为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采用多种形式，把有社会名望的大学教授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组织集会和撰写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的反动面目。国民党当局网罗反动御用文人陶希圣等发表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诬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杨秀峰临危不惧，挺身而出，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致陶希圣的公开信》，痛斥陶希圣的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陶的文章和行为是效颦日本侵略者，为敌张目，是制造民族分裂的最好典型”。
杨秀峰在刘少奇、彭真、林枫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在华北文化教育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入狱后，杨秀峰发动北平爱国人士到各界讲演，组织开展营救活动，派出以杨集贤为团长的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要求当局释放“七君子”。为预防不测，他对请愿活动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叮嘱代表不要住在一起，以防一起被捕。
对于杨秀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位外国记者曾不解地说：“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游过欧洲，曾经是北平颇有名气的历史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地四处奔波，他这是为了什么呢？”而杨秀峰则用自己一生的追求，对这一发问作出了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