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退出政坛从事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后，他通过社会改革最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并没有放弃。1920年3月，欧洲归来后不久，他便把研究系同仁创办的《改造》杂志接了过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改造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对中国历史发生深远影响的新文化运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占了主导地位。陈独秀、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前后，就对社会主义有一些零星的了解，在欧洲游历时，他也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悉心的考察，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学说，但是他并不主张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理由是中国没有近代工业，当然也没有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因此中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蓬勃发展。恰在这时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宣扬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当然也无须进行阶级斗争，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梁启超紧跟罗素的言论，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梁启超认为不能兴起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劳动阶级。认为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再对其进行改良。从这些立场出发，梁启超坚持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
梁启超同时还提出了国民运动论，即多数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认为国民运动是唤起国民参政意识的好办法，是使中国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唯一途径。当然这种和平改良的梦想，对于几百万军阀政治的社会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就连梁启超自己也很快意识到这种运动的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