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衰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时局动荡，各地军阀分裂割据，而在经济文化上却呈现出各种思想文化不断融合，经济技术融各地之长不断发展的态势。琉璃的具体制造方法逐渐为世人所发现，但由于制作琉璃的原料在中国出产的并不多，且汉代所留下的琉璃生产工艺，早已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中失传。此时国产的琉璃发现得很少，因此当时的琉璃大多是进口的琉（玻）璃。
一、奢靡的士人与琉璃魏晋时期，由于社会风气的奢靡，人们对琉璃的崇尚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当时琉璃已经较多，但大部分仍局限于贵族阶层，不为外人所熟知。除了宫中贵族，甚至连一般的官员也很难接触到琉璃制品，更不要说一般的普通民众了。
南北朝时期的刘义庆曾写过一本有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座；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满奋畏风西晋晋武帝司马炎手下有一个名叫满奋的臣子，身材高大魁梧，体格十分健壮。由于他是南方人，所以特别怕冷，到了冬天，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笼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
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奋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奋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
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奋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奋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就很关切地问他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
满奋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道：“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
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屏，透过玻璃屏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奋说：“那里装的是玻璃屏，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
满奋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
吴牛喘月，此典指疑心而生惧。大意说：江南有一种水牛（江南地区在古代是吴国的所在地，所以水牛又称吴牛），十分怕热，一到夏天，它总喜欢泡在水里，在阴凉的地方歇息。有的水牛一见到天上圆圆的月亮，就以为是正午的太阳，吓得不断地喘气。后来，人们就用“吴牛喘月”这个成语来比喻人遇到事情过分害怕，带有嘲讽的意味。
讲这个故事想说明的并不是满奋胆小生疑虑、没见过世面――其实这也怪不得满奋。满奋，晋朝尚书令，任职司隶校尉，这样的官职在当时已不算小。可是即便如此，作为高级官员的他，却因为没有见过真正的琉璃而在皇帝面前出了个这么大的笑话。足见琉璃之罕有。
还是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尤其是上层社会奢侈无度，世家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并且相互较量，比谁家最富有，被称之为斗富。
有段斗富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巨富石崇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比富，石崇听说王恺家洗锅子用饴糖水，他就命厨房用蜡烛当柴火烧。王恺在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石崇就用更贵重的彩缎铺设五十里。王恺无法比富，只得去找自己的侄子晋武帝，晋武帝拿出罕见的珊瑚树借给王恺炫耀，石崇竟用铁如意把它打得粉碎，并拿出世上更罕见的数十株珊瑚树认赔任选。
斗富时要拿出自己最为得意的宝物，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在财富的比斗风气之下怎么可以少了琉璃的位置？琉璃在此时成为了贵族们炫耀财富的最重要的宝物。与前代所不同的是，魏晋时的琉璃器已经不仅限于皇家，那些富可敌国的贵族，只要有钱，一样能够拥有琉璃。
相比于石崇的奢靡，士大夫王济（武子）的奢侈生活就显得不足轻重多了。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琉璃进食。这件事也见于《晋书·王济传》，“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同是比富，晋武帝对稀世罕见的珊瑚树被石崇砸碎也未曾如此愤怒，但却为王济用被视为国宝的琉璃来进食而气得拂袖而去，由此可见琉璃的珍贵。
在稍晚一些的时候，北魏文献《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形容贵族奢侈生活的也有着类似的描述：“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不仅说琉璃碗与水晶、玛瑙器皿一样属于“宝器”，而且还特别指明，“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琉璃被视作宝器，是由于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来自西域的琉（玻）璃晶莹剔透的美感。近年考古发掘表明，从北朝墓出土的部分西域琉（玻）璃器实物，质地透明，当然，因为原料中含有杂质，这些透明器具都微带蓝青色，还远不能像如今这样毫无杂色、彻映无碍。但是，对世人来说，这种像水一样清亮、像冰一样晶莹的制品，绝对是前所未见的神奇物品。
在《世说新语》中，“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以往汉代对于琉璃仿玉性的审美在此时已经为世人所忽略，而琉璃器皿透明纯净的特性得到了推崇。
在有记录的文献中，虽然当时留下的琉璃制品不多，但是却有不少诗文赞扬玻璃器的美丽。士大夫们聚首品酒，主人拿出珍藏的琉璃制品炫耀，并吟诗作赋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如《晋书·崔洪传》说：“汝南王常宴公卿，以琉璃钟行酒。”
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晋诗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当时潘尼在朋友家中宴饮，主人拿出珍藏的琉璃碗与大家共赏，让客人们轮流作赋赞美琉璃碗，潘尼当场作赋：“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非停。灼烁方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捏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座之曲晏，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这首赋充分地颂扬了琉璃碗做工精细、透明度高的特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有关璃（玻）的记载较前代增多，并不表示当时已有很多的璃（玻）器。正因为琉璃制品鲜有露面，所以骚客文人如得见，都要撰文以示纪念。又如《世说新语·纰漏篇》中，有“王敦初尚主……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等。
更有甚者，将传统的君子比德于玉直接转接到了琉璃上。在晋傅咸写的一篇关于琉璃器的赋中，他讲有人送他一个琉璃卮，小孩子趁他不注意偷取玩耍，结果掉进了脏的地方。他很珍惜这个琉璃卮，但又觉得这样一个难得的琉璃宝器沾染了污秽，则不能称其为宝物。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他在这首《污卮赋》中写道：“有金商之玮，禀乾刚之淳精，汉春晖之定色，越冬水之至清，爱甄陶以成器，逞异域之殊形，猥陷身于丑秽，岂厥善之不惜，与觞勺之长辞，曾瓦之不若。”傅咸将琉璃与洁身自好的君子相比，君子若有污点就不成君子，琉璃也是一样，被玷污了，也不成为宝器。
葛洪的《抱朴子》由于各种文化附加其上，世人面对琉璃时总感觉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神秘面纱，以至于许多人对琉璃的名称、材料认识模糊不清，认为琉璃是自然产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总结出了琉璃的材质。
丹术士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的《论仙》中说：“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法，玉石之类。况于世间幸有自然之金。俗人当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又不信骡及是驴马所生，云物各自有种，况乎难知之事哉！夫所见少则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虽天之明，而人处覆甑之下，焉识至言哉！”
文中的“水精”指的就是琉璃。这里所指的由无色灰制作的水精碗，就是琉璃碗。不过可惜的是，他认为“五种灰”应是“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五种。谁都知道，用这五种原料是无法熔炼出琉璃来的。尽管葛洪专门著文澄清俗见，但人们认为琉璃应是天然生成的玉石之类的误解依然没有消除。
二、进口玻璃和奇货可居的暴利如上一节所说，由于魏晋时期国产琉璃的萎靡不振，使西域玻璃成为了市面上的热销产品，且奇货可居。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间，来自国外的玻璃制品的产地就有三处之多。
1.罗马玻璃东晋郭璞《玄中记》说，“大秦国有五色颇黎，红色最贵”，明确指出了玻璃来自于西方的大秦――罗马。在汉代，就有罗马的玻璃来到中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输入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长20.5厘米、腹径5.2厘米，重70克。淡绿色，质光亮，半透明，微见银绿色锈浸。体横长，鸭形，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一细长尾，尾尖微残。背上以玻璃条粘出一对雏鸭式的三角形翅膀，腹下两侧各粘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腹底贴一平正的饼状圆玻璃。此器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因后身加重，才能放稳。
整个器具造型生动别致，在早期玻璃器中十分罕见。从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上来看，已经被确定为原产于古罗马，是公元1～2世纪地中海地区所流行的鸟形器具，主要用来盛贮化妆品等。这批玻璃器可能是经由“丝绸之路”从东罗马帝国进口的。
在这类自海外进口的文物中，还有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底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也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
从古代罗马玻璃的发展历史上来看，公元前2～3世纪是罗马玻璃繁盛的时期。这个阶段，玻璃器皿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增加，已经不再是当时罗马贵族的奢侈品，成为了普通人也能使用的日常用品。公元4～5世纪，罗马玻璃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有了较大的变化。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对各类玻璃制品极其渴求的状态，从客观上刺激了玻璃制品的进口。
当时东西方交往日益频繁，由于关中与中原战乱频仍，商人们在传统的“丝绸之路”干道外又开辟出了许多条新路。魏晋时期中国人使用的玻璃大多都是在这时期生产的。
2.萨珊玻璃诞生于两河流域的玻璃制造技术直接影响了伊朗高原的玻璃制造业。早在公元3～7世纪，伊朗的萨珊王朝就建立了兴旺的玻璃制造工业，能够批量生产供贵族使用的精美玻璃器皿，史上把这一阶段的玻璃称之为萨珊玻璃。由于波斯的萨珊王朝正处于“丝绸之路”的路线上，自罗马帝国的玻璃工业衰退以后，优质精美的萨珊玻璃自然就成为罗马玻璃的替代品销往中国。
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圆形磨饰玻璃碗，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凸圆柱纹玻璃碗就是典型的萨珊玻璃。萨珊玻璃器皿大多造型浑朴，用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极富特点。
萨珊王朝从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征服到公元3世纪初，伊朗经受了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但是波斯帝国的后代一直没有放弃再现古代波斯帝国辉煌的梦想。
于是，一位自称是波斯帝国创立者阿契美尼德家族的后代萨珊乘安息王朝（前250～前224）衰落之际展开了反抗安息统治的独立运动，后来他的孙子阿尔达希尔一世消灭了安息王朝，在其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并以他的祖父之名命名为萨珊王朝，这就是新波斯帝国。
萨珊王朝继承了古波斯帝国的遗产，并吸纳了古代埃及、叙利亚和两河文明的政治、宗教、艺术等文化传统，不仅再现了古波斯帝国的辉煌，而且使波斯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新的辉煌。古代波斯地处丝绸之路的中段地区，丝绸之路在萨珊王朝备受关注。
成群的商队穿过帝国境内来往于中国、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业中心之间，商船载着金属、染料、食品和玻璃等在波斯湾和地中海沿岸航行。波斯商人的精明能干也渐渐为世人所知。
萨珊王朝在诸多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为后来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对伊朗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印度玻璃珠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国佛教自上而下全面持续兴盛的阶段。除了太武帝之外，北魏各个皇帝都是佛教的积极倡导者。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诗中的两句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道出了当时佛教的盛景。
北魏迁都洛阳后，洛阳城成为了全国佛教的中心。大批的寺庙被建立，来自印度各方的僧众齐聚洛阳。据记载，当时去洛阳的外国僧侣多达3 000人。北魏政府为了求取佛教奥义，也多次派人前往印度学法，如创立永宁寺的胡太后就曾指派洛阳崇立寺的僧人惠生去天竺取经。
当代，人们在发掘洛阳北魏都城永宁寺的遗址时就发现了大约15万余枚散落在各处的小珠，除了少量为水晶、玛瑙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玻璃制作。佛教称琉璃为佛家七宝，在各种佛教用具中琉璃制作的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而法华经中经常提到的璎珞、数珠、衣珠等，又是僧人必备的日常用具。
虽然大批量的琉璃宗教用具带动了印度玻璃的流入中国，但由于宗教的关系，印度制造的宗教用品多只保留在僧院和王宫中，并没有进入较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中。
中西商业活动的频繁，并没有为琉璃的普及带来太多的推广作用，在中国的卖方市场中，琉璃贸易成为了暴利行业。
《太平广记·卷第八十一·异人一》中记载了发生在梁武帝时候的一件事，“明年冬，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偿之不足”。
一个印度来的商人，带着一面一尺五寸的玻璃镜叫卖，要价高至百万贯，以至于天下为私的武帝，搬光了整座国库也没能买得起这面“碧玻黎镜”。
其实，在当时西方，玻璃制品已非罕见之物。那些来自外国的商人利用中国人对于琉璃制品的崇敬，大肆编造传说，以谋取高价。
在这个故事中，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一鸟衔出，而即此宝焉。”扶南商人引用了佛家的佛故事，将其说成是稀世宝石，将之与传说相比附，吹嘘为稀世珍宝，以谋高利的伎俩在当时的琉璃销售中应该也不在少数。
5世纪初，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已传入中国北方，但南方尚未掌握。众多的商人从北方走到南方，带着各种各样的神奇传说推销着玻璃制品，直到后来波斯艺人直接来到中原传授和制造玻璃器皿。
三、东进的玻璃制造业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从波斯来到中土的玻璃制造工匠，带来了萨珊玻璃的制造工艺和技巧，从此引进了吹制玻璃的制作方法。虽然这一阶段的琉璃制作主要以西方为主，但“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抱朴子》）《魏书·西域传·大月氏》记载说：“其国（指大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来者……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在大月氏工匠来华之前，外来玻璃制品仍然十分贵重。然而，“自此中国琉璃遂贱”，大可理解为琉璃由装饰品走向实用类器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琉璃一点点走下了神坛，尤其是中国本土制造的琉璃器皿，如瓶、碗、盆、杯等，应当要比作为装饰的“珠宝琉璃”要便宜，而且比进口的玻璃制品便宜。在玻璃技术引进之前，人们谈起手中的“进口琉璃”，感觉应该和如今谈起身上的皮具是意大利制造相类似的。
魏世祖“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北史》中所说的月氏人在大同造出了“光色映彻”的琉璃，而在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中出土的同时代玻璃器也充满了透明晶莹之美。这种审美观念的发展，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琉璃制造工艺进一步向着透明化发展，而传统的仿玉琉璃则在历史中逐渐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