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在美国的演讲旅程和次数，至今为止的研究，都是以胡适在1942年5月17日给朋友翁文灏和王世杰的信中所写的“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为依据来论述的。例如，对胡适的演讲活动作了详细研究的张忠栋在《胡适五论》中引用了这封信，同时，也提到唐德刚用安徽农民的谚语“捞鱼摸虾，耽误庄稼”对胡适的“行万里路，演百余讲”的演讲活动进行了批评。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一书中，除引用了这封信以外，还引用了“赴全美各地演讲400次之多”的胡适的回忆。同时，日本的绪形康在《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一书中提到“在任大使工作最后的1942年，胡适竟在一万六千英里的旅途里，处理了百余次演讲的过密行程”。可是，这些先行研究都只是根据胡适的言词说了演讲次数的大概数字，而他在何时、何地，以何对象，以怎样的内容，究竟作了几次演讲，一个一个有证据地统计性的分析研究似乎还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