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铁托的新年讲话经由电台发表。它的宗旨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说：
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又轻松过呢·我们已经习惯于困难了，困难不可能使我们动摇，更谈不上压垮我们了。我们过去相信会取得胜利，当整个欧洲笼罩在法西斯的阴影下，当相当一部分人丧失了信心，开始认为恶势力的胜利是长久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斗争。我们今天也不动摇。
为了对付苏联的颠覆，以兰科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保安机关，几乎全部破获了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的秘密组织，并将它们的成员抓了起来。这涉及到苏联侨民，其中还有不少白俄。对此，苏联向南斯拉夫多次提出抗议，而事情发展到秋天，苏联便向南斯拉夫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照会是清晨3点钟由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送交南斯拉夫外交部的。外长卡德尔看了照会后，立即打电话把吉拉斯、基德里奇和泰波召到自己的办公室。
当时，铁托正在布里俄尼。卡德尔立即把照会内容告诉了铁托。照会对南斯拉夫逮捕苏联侨民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照会最后说：看来，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继续非人道地对待苏联公民，继续进行违法的逮捕和殴打，继续侮辱苏联公民。
看来，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让罪犯——法西斯做法的执行者承受罪责。
“如果这符合事实的话，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对于这样的事态，它将不会无动于衷，它将不得不采取为维护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的权益、为教训超越一切界限的法西斯暴徒所必需的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
铁托对照会谈了看法。他指出，局势十分严重。他提到，几天前就有消息说苏军正在南斯拉夫的邻国集结。
卡德尔和吉拉斯、基德里奇以及泰波对照会进行研究后，决定认真进行军事准备。同时决定从伏伊伏丁那向内地，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疏散档案、食品仓库以及工厂。
铁托批准了他们的安排，并指示在北方组织军事演习。对舆论也做了相应的布置，其中要各家报纸和电台注意按政府口径进行报道，以免给苏联的军事进攻提供口实。当时担任新闻局长的弗拉吉米·德迪耶尔瞪大了眼睛，生怕自己管辖的部门出了问题。但是，魔鬼从来是不安息的。9月6日，《文学报》登出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雷洛夫或者伊索》。德迪耶尔看罢文章，连叫不妙。
从1949年5月开始，在东欧各国进行了“铁托分子”的法庭诉讼，阿尔巴尼亚的科奇·佐治、匈牙利的拉伊克·拉斯洛、保加利亚的特拉伊奇·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弗拉迪米尔·克莱门蒂斯等一些“铁托分子”大多被无情地从肉体上消灭了。
从1949年9月开始，苏联及东欧各国相继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9月28日，苏联行动；9月30日，波兰、匈牙利行动；10月1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行动；10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行动。
9月，苏联向南斯拉夫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照会，而且在北部大兵压境。武装挑衅事件不断，谁晓得哪一种偶然事件不会酿成大祸·而在巴尔干，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不乏实例的。而从1948年7月1日到1949年9月1日，这类挑衅事件竟达219次之多！
1949年11月情报局又公布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有这样的话：
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铁托集团已完全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并投入了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据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
（1）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杰伏克曼诺维奇、科查·波波维奇、基德里奇韦莱比特等人组成的间谍集团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
（2）这个间谍集团不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意志，而是代表英美帝国主义的意志，从而背叛了国家的利益，废弃了南斯拉夫的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
这个决议还特别指出，“为反对铁托集团一伙被雇佣的特务和刽子手而斗争，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义务”。
这一切都说明，南斯拉夫又一次处在包围中。突围成了铁托革命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突围，也成了铁托的拿手好戏。他有突围的决心和毅力，也练就了突破包围的本领。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铁托选定了突围的方向。
1948年，在铁托受到包围的时候，东西方的冷战已经开始。铁托分析形势得出结论：对南斯拉夫来说，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西方是仇视共产主义的，但在东西方对抗加剧时，凭借南斯拉夫优越的地理位置，凭借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形成的微妙关系，南斯拉夫可以争取到西方某种程度的支持，借以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铁托的出发点是，利用外交手段，使南斯拉夫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南斯拉夫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一国问题，而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
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而且难度很大，因为既利用他人而又避免至少是减弱被他人利用，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更何况自己要利用的对手异常老练、狡猾而强大。最敏感的问题是主权问题。维护主权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不能前门赶出豺狼，后门迎入虎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当敏感的。
南斯拉夫决定，在1949年联合国大会上竞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南斯拉夫考虑到，这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而且可以通过竞选活动，争取友谊和支持。
这一行动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利益，因此，苏联采取多种手段来阻止南斯拉夫的当选。其中的一个办法，是它推荐捷克斯洛伐克参加竞选。
南斯拉夫人为争取中选花了大的力气。可捷克人由于各种原因自身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因此，也没有为此开展多少活动。
10月20日是选举的日子，非常任理事国须2/3的多数票当选。第一轮表决，厄瓜多尔得58票，印度得56票，南斯拉夫得37票，捷克斯洛伐克得20票。南斯拉夫还差1票不够2/3多数。第二轮投票结果，南斯拉夫得39票，捷克斯洛伐克得19票。南斯拉夫当选！
南斯拉夫人个个兴高采烈。在会场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萨维察·科萨诺维奇来到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的身边。他们太激动了。大使和德迪耶尔拥抱在一起。
苏联人对于这一结果自然是不满的，它做出了反应，但是，它的做法是不巧妙的。
南斯拉夫在参加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选活动中，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说明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是不能打开的。
贸易和经援谈判取得了进展。铁托在与西方就此进行谈判时，明确提出，西方的援助必须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否则，他可以不接受这些援助。西方国家在谈判中表示了这方面的承诺。莫斯科自然强烈反对铁托的行为。他们不断地散布出种种谣言，破坏南斯拉夫对西方的实质接触，他们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是“铁托只有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过日子”，“收买南斯拉夫只需1亿美元就够了”。铁托的回答是：对南斯拉夫，是谁也收买不了的。铁托在打开与西方的关系后，经济上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好处。
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当中，南斯拉夫获得价值约2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购置重工业设备的信贷，发展农业需要的肥料、种子和牲畜，小麦、面粉，医药用品，还有军事装备、军用飞机、舰只和商用船只。美国、英国等还派出了各类专家。随着经济往来的增多，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发展起来。1953年，铁托实现了对英国的访问。英国热情隆重地欢迎了铁托，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与铁托共进了午餐。在访英期间，记者向铁托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铁托看来，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呢，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对此，铁托以平和的语调回答道：
“你们认为你们的制度好些，我们则认为我们的制度好些。但是，这必须留待未来作出判断，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哪种制度在实践中更好；我们至今还没有机会来加以证实。”
尽量改善同某些邻国之间的关系，是铁托打破包围的重要举措。1949年开始，铁托决定停止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从而改善了与希腊的关系。随后，又与土耳其政府商讨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与希腊、土耳其签订了巴尔干公约，从而获得了一方的安全。
北部边界是南斯拉夫最危险的地段，它必须时刻盯住匈牙利方向。在此情况下，它与北方近邻奥地利改善关系实属必要。为此，南斯拉夫忍痛将它在卡林西亚要求得到的领土全部让与奥地利。这样，两国关系随之改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
与意大利一直存在着领土争端。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悬而未决。的里雅斯特临近的领土，曾分成A、B两区，A区拟定归意大利，B区拟定归南斯拉夫，但因南不接受而实际搁置。由此，两国关系微妙。1952年，盟国军管政府在未与南斯拉夫磋商的情况下，即开始将A区的军事和民政事务移交给意大利人进行管理。这样下去，南斯拉夫便失去了就此地的主权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铁托绝不示弱。他公开声明，南斯拉夫虽然弱小，但它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惜一战。这样，意大利方面同意将此问题谈判解决。
铁托先胜了一个回合。在随后进行的谈判中，铁托又作了让步。最后，领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南斯拉夫放弃了对的里雅斯特及其腹地的要求，但得以将B区的界限向A区推移了相当的距离。另外，还得到了它所要求的哥利西亚的部分土地。这样，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关系又获得了迅速改善，不但使西部边界成了安全的边界，而且还与意大利成为重要贸易伙伴。
经过这番奋斗，铁托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不再是南斯拉夫一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局中的问题。铁托可以放心地说，苏联是不能轻易对南斯拉夫动手了。
1953年，斯大林逝世。铁托在注意地观察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他发现，那里的变化喜人。最后，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变化的一个成果。1955年，也就是斯大林逝世两年后，赫鲁晓夫率团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赫鲁晓夫于5月末到达贝尔格莱德机场。赫鲁晓夫不是代表团团长，团长是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但赫鲁晓夫叫人看来主宰一切。在机场上，他手舞足蹈，插科打诨，努力给人一种庆祝兄弟情谊的印象。铁托的表情与赫鲁晓夫形成鲜明对比。他表情严肃，面无笑容。
在双方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代表苏联向铁托道了歉。对此，南斯拉夫方面并没有加以原谅。原因是当时赫鲁晓夫把诽谤南斯拉夫的责任归结于贝利亚，而回避提到斯大林本人。
双方会谈的结果，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后来被人称为《贝尔格来德宣言》。声明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双方一致同意“国内改革或社会制度差别的问题、采取不同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完全属于各国自己的事情”。对于声明，铁托坚持由双方政府首脑签署而不由党的领导人签署。
赫鲁晓夫的来访，是铁托的巨大胜利，它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个阶段的标志，因为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各国共产党有权按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标志着苏联凌驾于其他共产党之上的权力的终结。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南斯拉夫彻底打破包围这一狭隘意义。
在1953年，南斯拉夫进行普选，铁托当选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时，南斯拉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但是包围并没有被完全打破，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还严重存在。铁托与他的战友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行动上不敢有半点怠慢。
铁托对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所有新闻稿都不放过。新闻稿登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新闻。铁托指示他的秘书，不要在消息上标了任何记号，而由他从头到尾看一遍。《泰晤士报》、《经济学家》、《新政治家与民族》、《论坛报》、《纽约时报》欧洲版、《纽约先驱论坛报》欧洲版、《外交季刊》、《新苏黎世报》和莫斯科的《真理报》都按时送到铁托案前。铁托读得很快。铁托一边看报一边抽烟。他每天抽20支。
看完报，铁托接着阅读信件。来自国内外的信件是很多的。秘书要拆开所有的信件。每天上午，秘书和他的助手们把所有信件内容摘要列成一个单子。这些摘要用打字机打在红色小卡片上，然后将纸片卡在原信上，铁托看信后用蓝铅笔将如何处理的意见写在信纸的一角。这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有时要花费整整一个小时。多数的信是对当局的某些措施的抱怨。这些抱怨信件都转给铁托的一位特别秘书，由他查明抱怨有理由与否，他要求政府机关或其他组织部门提供更多的材料，然后向铁托提出一个情况报告，看申请能否成立。大多数情况下，或者90%的情况下，铁托对申请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有各式各样的请求。例如，在南斯拉夫有个习惯，生第9个孩子的家庭要请铁托当孩子的教父。有牺牲了的游击队员的家庭，抱怨他们的抚恤金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的信是抱怨他们从房子里被赶了出来。铁托在胆囊开刀之前收到许多信，特别是从农村寄来的，老妇们写信来，提供可治疗这种病的各种妙方。一批特别信件是工人们写的叙述他们发明创造的。偶而也有出奇的幻想。例如，一个农民，在战时于1944年在德国人进攻之后曾领着最高司令部和铁托穿过德瓦尔河上的一个森林。他写信给铁托，说他发现了“永动机”。铁托立即回他一封长信，告诉他“永动机”是不可能的，他最好把精力用到发现有用的事物上去。
铁托看完报纸和信件后就研究国家的问题。他批阅驻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代表的电报，然后研究起草过程中的各项法案。他通常也在上午召见各部部长，同他们讨论他们正在做的一些重大事情。他还接见国内的代表团和个人，一年之内要会见几千人。这些访问者包括他的老朋友和亲戚。他们通常一年一度地来铁托这里，住上一半天，得到一些礼物然后离去。铁托习惯于各地视察。他每年访问6个共和国中的一个，参加工会大会或退伍军人大会，或起义周年纪念会。他还访问工厂、合作农场和造船厂等。他往往冷不防地来到了，停两三个钟头，同许多人谈话。铁托尤其不忘记战斗过的地区。
铁托喜欢体育、音乐、绘画，还喜欢宫殿似的建筑。每逢星期六，铁托往往出城打猎。铁托的枪法很好，但是他很少真正打猎，倒是更喜欢在旷野走走。铁托虽然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但他在白天总要挤出一点时间休息。他的晚餐很简单，不外乎酸奶酪、法兰克福香肠之类。晚餐后铁托有时看看电影，他比较喜欢轻松快活的影片，但有时候也欣赏一下历史片和纪录片。他如果不看电影，就在晚间请些客人来。他最常请的客人有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铁托是个善于社交的人。由于他好客，座上常有客人。铁托也希图把政治与私生活区分开来。
自从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之后，国内经济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困难。在农村，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农业合作社与集体农庄，看来并没有给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带来多大积极效果。相反，农村矛盾越来越多，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面对现实，铁托采取了大胆的做法：解散农业合作社。农民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工厂中的情况也不妙。工厂，尤其是国营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农业合作社可以解散，把土地分回给农民。但工厂却不能解体，把厂房和工具分给工人。
铁托和他的战友们对此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想出了“工人自治”的概念，并把它付诸实践。“自治”的思想，最初是由吉拉斯和基德里奇提出来的。它一被提出，先是受到卡德尔的肯定。随后，便得到铁托的首肯。
“工人自治”是通过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直接对工厂进行管理，负责工厂里从生产计划到利润分配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从全国来讲，“自治制”有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浅至深的发展过程。1950年，“自治”还限于工矿和交通运输部门。同年6月，颁布《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最高经济联合基本法》，规定把工矿和交通运输企业的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由直接生产者进行管理。形式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这种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1952年，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改变国家的计划体制，从此，国家不再对企业下达统一的计划，而是提出计划比例和国家指标，供企业参考。企业的发展计划自主制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后，自行决定利润的分配。取消固定工资，企业人员多劳多得。1953年，颁布《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与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基础的根本法》，把自治原则扩大到了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社会活动领域和政治生活之中，使企业自治发展成为社会自治。1964年，南斯拉夫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改由银行贷款，这样，便取消了扩大再生产的国家控制权，而把这一权力给予了企业。70年代，又把“联合劳动”的原则纳入自治制，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这一制度。
在一个时期，自治制度曾被看做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
同时，不结盟也成了南斯拉夫式社会主义的另一大象征，为世人所瞩目。在全球两个军事集团对峙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像南斯拉夫这样既不想钻进东方集团、又不想加入西方集团的中小国家的作用，是铁托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最终找到了出路。这就是不结盟概念的提出和实践。
1956年，铁托把在非洲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领导人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对亚洲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请到他在布里俄尼岛的住处，三人一起探讨了在国际关系中推行“积极的”和平共处原则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不结盟”思想的萌芽。这之后，由他倡导，与纳赛尔、尼赫鲁及亚非国家其他一些领导人，如印尼的苏加诺、加纳的恩克鲁马等一起，以积极的和平共处为纲领，把一些不参加集团的国家组织在了一起。这是不结盟实践的重大一步。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3个国家。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在开罗召开，参加会议的增加到47个。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成员已发展到101个。
为了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从1956年开始，铁托不断在国外奔波。到1968年止，十几年当中，他先后访问了30余个国家。当初，他乘坐自己的“海鸥”号游船出访。后来，访问的国家越来越远，他不得不改坐飞机，尽管他坐飞机总是感到不适。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被访国家的隆重接待。
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和铁托的国际声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影响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同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到南斯拉夫进行了正式访问。1971年，苏联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访问了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中小国家，能够把这些人物召到自己的首都，不能不归功于不结盟的创举。这一切都是铁托的成功。无疑，他为自己、为党、为国家的成功而高兴。但铁托也有苦痛。在这些日子里，铁托生了几场病，动了手术。他必须与折磨他的疾病进行斗争。另外，他的战友，也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有的病逝与他永别，有的由于种种原因与他分手。这对铁托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他必须与这些事变带来的痛苦进行斗争。
最早与铁托分手的是密洛凡·吉拉斯。50年代初，吉拉斯开始撰写文章，对党内存在的不健康现象，如官员的特权、缺乏民主等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而后来发展的势头说明，他的批判矛头对准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吉拉斯曾狂热地信仰社会主义。我们在本书第二十四章中曾经谈到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第一次去苏联时的精神状态。他当时狂热地崇拜苏联、崇拜斯大林。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苏联、对社会主义，由怀疑发展到否定。他的文章很带有煽动性。铁托等曾多次对吉拉斯进行规劝。但吉拉斯决心与铁托等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遂与吉拉斯分手。
1954年1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撤销吉拉斯党内外一切职务。3月，他被开除出党，后被判刑。他写了《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不完美的社会》等著作。与吉拉斯一起被清除的，还有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与他来往过密的人也受到了株连。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便因此去职。
1966年，铁托又不得不与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分手。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直主管安全工作。后期，他的权力日益明显地扩大。到60年代，他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卡德尔。人们认为他将成为铁托的接班人。
但1966年6月28日，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中央委员们被从贝尔格莱德用飞机分批送到岛上。军队也进行了调动。召开会议是要审查对兰科维奇的严重指控。他被指控反对党的改革政策，在全国依靠国家安全体系树立个人的权势。他还被指控在党的高层领导甚至铁托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卡德尔在会前向铁托证实，他发现，他的电话早已被窃听。铁托听了便说：“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卡德尔回答说：“我以为是你干的。”这话弄得铁托哭笑不得。兰科维奇被开除出党，但他避免了坐牢之苦。因为铁托不同意把自己的这位老同事投入监牢。
除这些事变外，铁托在国内也遇到了另外一些麻烦。最主要的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但是，铁托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凭借自己多年来树立起来的个人权威，仍然可以牢牢地控制着局势。
1980年，铁托身染重病，经过两次手术、4个月的医治，他在卢布尔雅那病逝，享年88岁。
1980年5月8日，他的遗体安葬于贝尔格莱德住所的花园之内。来自10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代表团中有35位国家元首，3位君主，8位副总统，24位政府总理。
铁托逝世时已年高88岁。在他去世时，他的妻子还很年轻。她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妻子。
铁托有过四个妻子。他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妻子结了婚，同第二个妻子和第三个妻子是同居关系。这四位妇女在他的生活中起了重要而又不同的作用，但是，没有哪一个对他的生活施加过任何重大影响，更不用说对他的决策施加过任何影响了。
1920年9月，约瑟夫·布罗兹从苏联回国，陪同他回国的是他年轻而美丽的俄国妻子。她后来去了俄国，并且改嫁了。
铁托第二个妻子是赫尔塔·哈斯，她是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的一个大学生。他们是在1937年春天铁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相遇的。赫尔塔是一个性情温柔、体态匀称的黑发女郎，她流露出一种内在的热情，她深深地爱慕着铁托。她是一个真心诚意、有献身精神的党员。大战结束后，她同另一个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尽管当她谈到铁托时隐约地流露出不满，但她从不让人忘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而且从不说他一句坏话。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感情。
铁托于1941年春天同赫尔塔分手，当时她生了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之后正在养身体，并照看孩子。与此同时，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从贝尔格莱德被派往萨格勒布参加秘密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她的名字叫达沃尔扬卡·帕乌诺维奇，可是在大战期间，人们都叫她兹登卡。无线电训练班是在萨格勒布的一所公寓里举办的，铁托经常去那里。他和兹登卡就是这样互相认识的。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后，铁托和政治局回到贝尔格莱德，那时兹登卡和铁托已经是形影不离了。事实上，他们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呆在一起。兹登卡当铁托的秘书，虽然她的组织能力不是特别强，她也不是特别勤奋。她不太勇敢，特别容易紧张和惊慌失措。但兹登卡长得特别漂亮。到1946年，铁托和约婉卡之间大概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亲密关系。约婉卡在认识他之前，未有过恋人。她23岁，1923年生，铁托55岁。约婉卡很快就受到注意，不仅是由于她的容貌仪态，而且也由于无论铁托走到哪里，或者在哪里停留，她总是在一边出现。
约婉卡是一个动人的美人，是一个身体健壮的塞尔维亚美女，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虽然不会卖弄风情，却不乏女性的妩媚。她的妩媚是内含的。她像一个修女，或者像一个为了丈夫而发誓要献出一生的农妇。因为她总是不离职守，她经常是穿一身军官制服，那时，她身材苗条，配上束紧腰带的制服，就更显得苗条了。她有一对乌亮的大眼睛，显示了耐性、关怀和一片忠诚，又有细嫩的面颊衬托着。但是，约婉卡命运的悲剧是铁托最后同她决裂，在他85岁高龄时莫名其妙地同她分居了。
铁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