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天厚这几天的心情出奇地好。
那个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丫头尤琴，被他以开拓省外市场的名义，派驻到上海。除了为她提供了必要的住宿与办公条件之外，赖天厚没有为尤琴打开任何一扇方便之门。“在上海好好锻炼几年，回来之后我会委以你重任。”这是赖天厚对尤琴的许诺，他说这句话时，心里在想：“如果你能捱过几年时间，那才怪呢！”
第二件让赖天厚开心的事，李向泽这傻小子还真是个书呆子，连自己的缓兵之计都没有看出来。什么旅游？什么休假？那是将他俩支开的一个借而已。有了《牛星黑幕》，赖天厚就有了俯视皮顺东的资本。这个局赖天厚很早就想做了，没想到李向泽与孙素琴会完成得这么圆满，比他预期的强多。赖天厚因此睡觉都笑出声来。
其实，赖天厚派李向泽调查牛星集团的真正目的，是想引皮顺东出面。他知道，这个在全国富豪榜排名前五位的明星企业家，是不会轻易与一家媒体总编见面，即使见面也只是客套而已，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掌握了牛星集团的致使弱点，那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赖天厚想到此，不禁在心里夸奖了自己一句：“老赖啊，你他妈真是个天才！”
这不是赖天厚第一次做局。他的第一个局不是在掌控《主流群》杂志社时布下的，而是在他就职的第一家报社——《夷风晚报》完成的。
《夷风晚报》是九昌市的一份报纸，发行量约20万份，在当地较有影响。赖天厚在这家报社负责农村版块。由于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人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另外，农村的经济水平相比城市也是天壤之别。所以，一般情况下，报纸不会将农村作为主要市场。
赖天厚接手农村版块之初，心里是有疙瘩的。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用。领导将最没有发展潜力的一块市场丢给了他。可是，渐渐地，他发现做农村版块其实是最轻松、最实惠的。正因为农民们文化程度不高，所以对记者特别尊重；正因为农村报纸少，所以农民对待报纸上的文章，就像对待圣旨一般。
有一年秋天，九昌市郊区一个乡村——九昌村的三个农民来到报社，为首的一人叫蒋大栓，他们指名道姓地要找赖天厚。见着赖天厚之后，蒋大栓三人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
原来，九昌村是一个以水稻为主要种植农作物的乡村，由于每年害虫成堆，所以必须喷打若干次农药。村民们过去买农药，都是根据自家田地面积、受害虫侵扰的程度等实际情况各自购买。但是，这一传统却在当年发生了变化。九昌村村委会建议农民们统一购买九昌市农药厂生产的“九昌”牌农药，原因是他们的产品质量好，包治水稻百病，而且价格实惠，比其他同类农药每瓶便宜5毛钱。既然村委会为他们做宣传，村民们哪有不信任的道理？于是，所有的农户都买了“九昌”牌农药。
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农民们一个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一般情况下，水稻抽穗扬花期是病虫高发期，稻纵卷叶螟、二化螟、稻飞虱、纹枯病会集中在这段时期暴发，因此是防治工作的关键时期。既然“九昌”牌农药号称什么病虫都能治，大伙当然就只用这一种药。很快，他们便发现该药根本没有宣传的那样好。以防治稻纵卷叶螟为例。稻纵卷叶螟是一种常见害虫，它们的幼虫一出世，就钻在水稻的心叶或心叶附近的嫩叶鞘里咬食叶肉。一头幼头可为害叶片5—6片，多的8—10片。经它们咬过的稻叶，出现各种大大小小透明的小白点，幼虫长大后将单片或多片稻叶丛卷成管状，在苞内啃吃叶肉，只剩下表皮，形成长短不一的白斑。它们边吃边拉，排出的粪便就堆积在卷叶里。一条叶片吃完就换一条新叶片。一般幼虫夜晚出来结新苞，老熟幼虫迁移到株下部距水面10厘米上下处，将枯死的叶片结茧化蛹。以前，村民们每亩选用90%杀虫单可湿性粉剂50克加40%毒死蜱乳油(或48%乐斯本乳油)40毫升，便可基本上消灭稻纵卷叶螟。可是，如今的“九昌”牌农药却对稻纵卷叶螟没有多少杀伤力。村民们起初以为是剂量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将近一倍的剂量，可是仍然无济无事，这些虫子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好像变得越来越肥、越来越多了。
如此一来，九昌村的农户们可遭殃了。稻田的空秕率直线上升，产量不断下降，受害较轻的田块平均减少产量5%-10%，而受害严重的田地，甚至减产25%以上。蒋大栓一块面积为两亩的水稻，以前一季可产水稻1500斤，当年居然连1000斤的产量也没有达到。全村当年的水稻总产量居然下降了8万斤左右，创下了历史上产量下降幅度最高的记录。按照当时每100斤水稻80元左右的价格计算，全村当年少收入6万元左右。这对于一个以农作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小乡村来说，是多么巨大的一笔损失啊！
更可笑的还在后面。有一个村妇与她丈夫吵了架，一气之下，将一整瓶“九昌”牌农药灌了下去。她男人吓得屁滚尿流，赶紧用一辆板车拉着她往医院里赶。谁知到了医院之后，一检查，什么事也没有。不仅如此，困扰她多年的结核病，居然奇迹般地治愈了。因祸得福，夫妻二人禁不住喜笑颜开。
这件奇事迅速传遍了全村，村民们心中真是五味杂陈：高兴，无奈，悲哀，更多的却是愤怒。他们先是质问村委会，为什么将假农药推销给他们，欺骗这些完全不具备信息优势的农民朋友？村委会的人认为他们的推荐没有错，因为“九昌”牌农药通过了好几个质量认证，还获得过“九昌市优质产品奖”。大家据此认为“九昌”的产品好，出于为农民省钱、增效的良好愿望，所以他们才强力推荐这一产品。村委会的人还说，真要是产品的问题，农户们完全可以直接找九昌市农药厂讨要说法。
于是，以蒋大栓为首的“村民维权组”，又找到了九昌市农药厂。九昌市农药厂的人起初一口咬定产品没有问题，肯定是农民们没有按照产品说明书使用。蒋大栓说：“扯你妈的蛋！老子种了一辈子的田，什么农药没有用过？老子虽然不认识字，但怎么配药、一亩田该用多大的剂量，绝对比你们这些龟孙子们懂得多。老子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农药，一瓶打下去，虫子不仅没死，反而越活越精神了。”农药厂的人说：“你说我们的产品是假的，有什么凭据么？”老蒋说：“要什么凭据？老子当场喝一瓶给你看看！”说完一仰脖子，一瓶“九昌”牌农药就下了肚。之后，果然啥事也没有。农药厂的有些心虚了，于是说：“我们领导不在，你们有什么话留到领导回来之后再说。”
三天之后，蒋大栓等人又去九昌农药厂。农药厂的厂长仍然避而不见，不仅如此，还让保安轰他们走。蒋大栓一气之下，与那些保安扭打起来。蒋大栓等人原本没有想到会打架，手无寸铁的他们，哪里对付得了那些训练有素、手持棍棒的保安？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有一个胳膊都脱了臼。真是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村民们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的人认为他们是普通民事纠纷，不太好直接介入，建议他们直接上法院告九昌市农药厂；他们又将起诉状写好，递到法院，法院也受理了这一案子。可是，开庭之后，法官却以村民们证据不足，判决他们败诉。村民们不仅没有讨回损失，又多花了几千元的医药费、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我们就是想不通，蛮简单的事，为什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解决不了？”与蒋大栓一同前来的一位村民说，这个人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应该是农民中较为有文化的那种人，“我们现在只剩下两条路了，一条是上访，一条是到媒体投诉，让九昌农药厂的丑行大白于天下。我是个民办小学老师，一边教学，一边种田。因为学校里订有一份《夷风晚报》，每天的报纸我是必看的，赖老师的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所以我们直接找到您了。您可得为我们这些农民做主啊！”
赖天厚听完之后，对他们三位说：“这样吧，你们把今天说的内容，全部写在信纸上，然后签上你们这些代表的名字。这是我们报社的规矩，因为维权也得讲证据。如果想让我们通过舆论监督为你们维权的话，你们就得把这些签了字的投诉信交给我们。”
蒋大栓等人不假思索地同意了。次日，他们便将长达一万余字的投诉信交给了赖天厚，并对他一再表示感谢，那神情，仿佛赖天厚是个包青天，已经替他们伸了冤。
拿到联名投诉信之后，赖天厚马上复印了一份。然后，将其中一份寄给了九昌市农药厂厂长余新山，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
余厂长：
你好！
我报在新闻调查过程中，发现有村民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误用了假冒伪劣农药，致使水稻大面积遭受害虫的侵扰，产量急遽下降，农民朋友损失惨重。进行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天职所在，我报在接到村民们的投诉之后，非常重视，并为此成立了由我牵头的专题报道小组，准备对此事进行长期的、深度的报道。由于村民们的投诉信中涉及到了“九昌”牌农药，本着真实性第一的原则，我将此信转交于贵厂，以便确认信中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属实。
期盼早日回复。
致
礼
《夷风晚报》社 赖天厚
不到三天，九昌市农药厂就回话了，表示“愿意与赖记者就农药一事进行沟通”，地点选在报社附近的九昌市昌盛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