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我是个教师，我在大学里教写作，讲了许多写作的原则、技巧，提倡学生要“戴着枷锁跳舞”。而我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并未照着教材上去做（也许从进小学学语文科、学写作文开始我就一直是这样去写东西的）。尤其是诗歌，我写得最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大家也看得出来，本集子中的东西就非常怪异，打破常规，信手纵横，与那些“专业写诗”的人的“诗作”很不一样）。我想，只要有了先天的与后天的基础，应该是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但如果还没有先天的与后天的基础，再怎么讲原则、技巧，原则、技巧讲得再多，也写不出来。我在写作中尽管不怎么按照原则、技巧去做，但在写作完毕后去看看自己写的这些东西，似乎基本上还是能够符合这些原则、技巧。所以说，原则、技巧不是不重要，不是不要学，但更重要的还是先天的与后天的基础。
我是个教师，又是个在职研究生，在不影响教学任务与继续深造的前提下，我的写作基本上是熬夜完成的。有人总以为我年纪轻轻就写了这么多东西，那肯定是不安心本职工作，肯定是没有花多少时间读书，（凡是真正读过我的东西的人，如果谁还认为我不是在博览群书、广积词汇、深刻思考、独立体验的基础上才有这些东西，那不是无意的愚蠢就一定是有意的污蔑了！）或者不过是因为“笔头来得快”、“文思敏捷”，却看不到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年纪轻轻就已弄得“早生华发”、“两鬓苍苍”。
我是个教师，创作只是我的业余工作。而在创作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小说、杂文上，阅读、思考、练笔都主要放于此，下一步要创作并出版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发表并结集自己的杂文系列（几部）。近几年还写了一大批深度报道、纪实文学、报告文学、新闻通讯、学术论文、社科读物、文化教育读物等，并整理出版过此类多部专著，发行量颇大，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但也只是“业余的业余”。至于散文、诗又只是“业余的业余的业余”，而诗歌更是“业余的业余的业余的业余”；尽管如此，我还是出版了这一部诗集、两部散文集，接着还有散文系列（几部）将要成书出版；且在我单篇发表的逾400篇作品（文章）中，仅从篇数论，散文（包括随笔、小品）、诗歌（包括散文诗）仍在半数以上。
我是个教师，创作只是我的爱好，而不是我的职业，我没必要也的确没有成为一个“写手”。比如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光靠写文学作品“扬名立万”；不是报刊记者，光靠采访、写新闻稿度日；不是机关、单位的秘书，光靠写发言稿、总结、公函、申请、通知、简报、调查、脚本等应用文领薪水；不是自由撰稿人，像京城的许多“文化打工族”，靠依赖出版社、名报名刊、书商、影视剧制作公司等写畅销书、剧本、地摊文学、快餐文化、演艺圈明星而谋生。我可以写可以不写，可以多写可以少写，可以写这些可以写那些，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但话说回来，我也没有这样彻底的高雅，我还活在现实里，上述的类似事情我偶尔也得做一做。
我的座右铭是“活着，思考，读书，写作”。活着是第一位的，思考其次，读书第三，而写作则排在最末。大概地说，我每天写作花3个小时，读书花5个小时；加上工作与生活、社交等花的9个小时，这17个小时我都在思考；再加上睡觉花的那7个小时，每天24小时我都是活着的。
下
这本诗集的原版是在1999年底，刚参加工作、走上社会不久，且正是被爱情燃烧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在封面上注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这是我的工作单位；注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文学社”，我是它的指导教师；注明“中国人民大学中流社”，我曾是这个大学生文化社团的创始人与负责人。感谢我的岳父吴海山先生为它作了封面画，并题写书名。策划设计、责任编辑是我自己。我把原版的封面、封底缩印在封底环衬位置，自我感觉甚有一些历史文献的意味。
4年后的今天，在原版的基础上，我增加了若干首诗作，出它的第二版。我想，将来若干年后，如果我还会有若干首新诗作，也许我会考虑出它的第三版、第四版。但是，我不可能再写许多新诗作的，所以也不可能出新的诗集，而只是出这本《肖飞诗选》（或《勇士也抒情》）的刷新版。
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广西大学教授、作家兼学者江建文先生，感谢我的朋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著名诗人兼诗评家谭五昌先生，感谢我的大学同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诗人邓宝剑先生为诗集作了3篇精彩的《序言》。
感谢我的朋友、《广西日报》记者编辑、多才多艺的甘毅先生为诗集书写了精彩的《扉页题辞》。
感谢丛书的几位主编策划、出版社及其责任编辑为诗集所作的大量工作。
感谢发表、出版、宣传我的作品的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
感谢无数过去、现在、将来在我人生成长、学习、创作、工作、生活过程中鼓励、支持、帮助、教导我的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们，包括亲人、老师、同学、朋友、领导、同事、学生、编辑、读者、其他人士等等。
感谢——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夫人吴晓虹女士，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她给了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与支持，而且是我几乎所有文章的第一个读者与评论者。
2003年1月20日于岭南相思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