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适思想批判”，上海闻风而动，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批判胡适的文章与书籍不计其数，甚至有皇皇六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出版。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闻听说：“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重温胡适的书。”
胡适在这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书生之见在于他始终以一介书生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没有想到，一场声势浩大、历时七年对他个人的大批判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参与批判的都是哪些人呢？就是当年在北平高喊“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那些人——他们只要没有离开大陆，就统统参与了对胡适的口诛笔伐。他们认定胡适“不过是一个在‘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外衣掩护之下，进行歪曲事实、歪曲证据的骗子手而已。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
北京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胡适的争取，一九五六年二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念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这里提到的“托人带信”，一个是周鲠生，一个是曹聚仁。
周鲠生是知名的国际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胡适的同事和文友。一九五六年九月，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应“英国联合国同志会”之邀赴伦敦访问。在这里，他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时期的老友陈西滢，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畅谈了三个小时。周鲠生除规劝陈西滢回大陆外，还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陈西滢后来致函胡适，原原本本转达了周鲠生的上述意见。大意是说：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并不针对个人。如果胡适回去，还是会受到欢迎的，并且来去自由。依据当时的外事纪律，周鲠生和陈西滢的接触事先必须经过请示，事后也必须进行汇报。周鲠生保证胡适可以在大陆来去自由，当然也不会是他个人的轻率承诺。胡适在致陈西滢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画了线，并写了一句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一九五七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寄去一封信，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曹聚仁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战地记者，在赣南时，与蒋经国熟识，著有《蒋经国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居留香港。一九五六年开始，他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的身份，多次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胡适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然后在曹聚仁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信转交了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
在胡适的思想深处，始终有一个理念，即自由主义者与专制是格格不入的，用他自己的话：“中间决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他决绝地堵住了北京为他敞开的大门。后来全国性的对胡适的大批判愈演愈烈，胡适许多从前的老友，都一律向组织效忠，揭发胡适的“滔天罪行”。包括胡适得意门生吴晗、罗尔纲、顾颉刚、儿子胡思杜等都发表文章痛骂胡适。吴晗当年曾力劝胡适留在大陆，胡适不听，后来他多次说：“吴晗可惜了，走错了路。”而吴晗则认为，胡适放弃大陆到那个孤岛上去，实在不可思议。罗尔纲后来回忆：“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吴晗夫人袁震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