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顾骧同志给我来电话，说他打算主编一套反映两代人人生经历与亲情的丛书，特地向我约稿。顾兄的事当然要支持。再说自1978年写了《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来，三十多年来我又陆续写了不少回忆和纪念父母的文章，但一直没敢结集出书，怕有拿父母为自己沽名钓誉之嫌。这次刚好有个名正言顺的机会，混在丛书中出版，目标较小，正合我意。
于是开始翻箱倒柜，到各种报刊上去搜罗我的文章，这才发现自己太马虎了，平常不注意保存资料，一份草稿都没留下。好在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周明，帮助找到几篇我早期写的东西，也幸亏我的所有文章都发表过，其中几篇还被多次转载过，所以这才凑了十多篇写父母的文章，基本保障了出书的需要。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认为骨子里我就是名医生，人道主义是我终身不悔的信仰，所以不必抱着作家出书的心态，也没有精挑细选的资本，把自己写过的文章老老实实地奉献给读者就行了。
读者看过第一篇也就是《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下简称《信》）后，再看后面的那几篇会有一个落差，那是由于著名诗人柯岩，流着泪为我修改润色了这篇文章，所以才有飞扬的文采。但通篇感情是我的，我那积压了十年像火山喷发一样的悲愤，加上她的生花妙笔，特别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使这篇文章得以横空出世。
1978年，刚刚走出“文革”浩劫，中国人那冰冻了十年的心渴望人性，渴望温暖，渴望至真至美的情，渴望本属人类的基本感情需求。在这样乍暖还寒的大背景下，《信》在《人民日报》的发表，无疑起了报春鸟的作用。这样的文章若晚两年发表，一定不会有1978年的效应。当时，《信》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是我绝对没预料到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法正常上班了。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每封信都是一份感情的爆发、一颗心的融化。几千个来自全国各地、各种身份、各种年龄的人在《信》上汇集的能量，发出了中国春回大地的最初前奏。
《信》这样的文章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所以注定我日后的文章会平淡下来。早期的几篇文章如《合肥行》、《竹庄草青青》，虽显稚嫩，但用情很深。后来再写父母就越来越平实。再后来，则深入到父母的精神层面如信仰情操上，来探究他们是怎样的一代人，如《思绪如柳》就是这样的一篇。
我对写作一直抱着从心所欲的态度，并不认为自己有写作的天赋和义务，也无功利所图，所以只会在心有触动时动动笔。我也从不在意技巧，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深厚的功底，又守着个大作家（我先生是作家），玩技巧那是自讨没趣。但我也有我的优势，那就是感觉好，有悟性，而且勤奋，很多被一般人忽略的细微末节，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事情，我往往会心有灵犀，并且不厌其烦地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有了像《陪床记事》这样的文章。细节的真实生动，是我文章的骨架，而感情则是我文章的灵魂，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心得。
该书还收录了我写干爸爸王鹤寿及杨叔叔的两篇文章，因为他们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
先生理由及儿子女儿写的纪念文章，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母亲美好丰富而完整的形象。《淡定的秋色》是理由写的最好的散文。小亮虽是生平第一次写文章，但写得何等好啊！居然让我泪流满面。阿妹用她第三代人的视角，对老一代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和崇敬，对姥姥的一生概括得那么到位，不是长期的耳濡目染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我有幸出书，一定不会落下他们。
感谢顾骧、唐明星和当代中国出版社。
陶斯亮
201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