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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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清代的统制政策

为了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家,清代统治者一面在怀柔边疆藩属,压迫中原;一面在羁縻中原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还有一面是压迫中原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样三个方面的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清代统治者施行的统制政策有:

首先,满洲人尽力拉拢蒙古人,共同统治汉人。满洲人是入关前先征讨、招抚、安定了漠南蒙古,后入关定鼎中原。清朝皇帝对于蒙古和西藏,采取特别怀柔的政策。尤其是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清朝皇室与蒙古王公贵族互通婚姻,对蒙古王公贵族有一系列的保护政策,优待他们像亲兄弟一样。满洲人要想统治中原,唯恐自己的力量不够,需要拉上蒙古人帮忙。清朝皇帝对蒙古贵族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的亲族。但禁止蒙古人和汉人通商。清代的社会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再下才轮到汉人。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分而治之,众建而分其势的政策进行统治。清朝皇帝特别信奉喇嘛教,想借宗教来羁縻、统治蒙古和西藏地区,把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分为四大部分,****喇嘛主前藏,****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蒙古,章嘉胡土克图主内蒙古。四大活佛有崇高的地位,又各有领地,互不统属,形成了四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为了管理边疆事务,特设理藩院。

理藩院。理藩院是清朝统治蒙古、新疆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属于中央一级的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体现了清政府“以蒙古为长城”的打算和安排。理藩院管理院务的是满洲人,下面有蒙古人,不用汉人,采取满蒙混合的用人办法进行管理。理藩院根据《大清律》《蒙古则例》《回部则例》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理藩院对清政府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统一。

其次,对汉人知识分子奉行又拉又打的政策。满洲人进入中原,面对汉族高度发展的文化,为了统治的需要,很快选择了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巩固统治、维系人心的官方正统思想。他们的一切政策,是用满洲部族来控制汉人。满洲人进入中原,汉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就是知识分子。满洲人于是承袭了中原的科举考试制度,开科取士,表示开放政权,让中原读书人依然有得官做,准许汉人参加政治,并准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却有另外一套办法防制汉人。比如每一个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等。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原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以此来瓦解、分化中原社会的抵抗力。经过康熙帝、雍正帝统治后,中原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这些种种压迫,汉人知识分子都是承受者,都无法逃避和违抗。

文字狱。顾名思义是以文字作品定罪的案件。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代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有碍于自己的统治,必置之重典,兴起大狱,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打击对象主要是汉人知识分子阶层,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下层民众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清代的文字狱始于康熙时期,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中,是清代统治者制造的最早的一起文字狱大案。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文字狱最为猖獗和残酷的时期,乾隆朝达到高峰,文字狱案件多达一百余起。龚自珍谓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知识分子为避祸不敢研究现实问题,钻进故书堆,考据训诂求生存,无谓现实一大堆。文字狱政策,是清代统治者为控制思想、巩固统治而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极大地扼杀了知识界和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清代是中国文字狱发展的顶峰。

再次,对普通的下层民众实行讨好政策,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上。

清代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以康熙五十年为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丁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征收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成为人丁与丁银的常额,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摊丁入地制度,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即只收田租,不再收人丁税。将丁银总额,即康熙五十年丁银额,平均摊入地亩或田赋征收。摊丁入地制度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双重征税标准,把税收归并为单一的土地税,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状况。国家对人口的人身控制大大缓解,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摊丁入地是清代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清代统治者把摊丁入地制度夸许为仁政。实际上,这一制度的规定并不算是仁政。从中国历史上讲,唐代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入地租,后来日久之后,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役钱。王安石变法时制定了免役钱,后来民众又要当差了。明代提出一条鞭法,再把之前的差役归入地租征收。满洲人进入中原,田赋额照明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差役按照一条鞭法的规定已经摊在田租里征收,而清朝政府还是照样要征差役。雍正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雍正时的摊丁入地制度和唐代两税法时相比,差役是每朝改革一次赋役征收制度就增加一次差役钱,所谓役上加役,税上加税,不断累加,最后都折成钱加到田赋里征收了。雍正时的摊丁入地制度还是按照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它征收的赋税比明万历年间的旧额还高(因为又加了一次差役钱),这哪里算得上仁政?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去了讨好民众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口税加进地税,人口将来愈增,容易形成人民对国家的不负责任。直到民国,中国一般民众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也实在算不得好制度。

“清代的统制政策利弊得失分析”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家,殚精竭虑,夙夜忧虑,费尽心思,采取文武轮用、剿抚并施、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和方法,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区别对待,对症下药,意在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巩固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清代的统制政策,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和没精神。表现在政治和社会上,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清代社会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