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父亲偶然见我坐在丹佛市家中的门廊里，他即刻明白我出了岔。我告诉他，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院长决定，秋季开学后，我不能再回去上课了，原因是我的成绩太差。
冷静地听完我的叙述，父亲与法学院院长爱德华·C·金取得了联系，但这没能改变那个决定。金院长说：希尔曼是个非常好的青年人，但他不可能成为一名律师。他劝我去找其他职业，还建议我留在我周末打工的那个食品杂货店里。
我给院长去了信，申请重读，但杳无音讯。
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心烦意乱，在重大事情上我从未真正受过挫折。高中时我是个受欢迎的学生，是个非常受人尊重的足球运动员。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坐落在博耳德市的科罗拉多大学，并正式被该学校最负盛名的法学院录取。
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当了四十多年铁路邮局办事员。但他热爱学习，同时他知道我极想成为一名律师。他建议我考虑一下威斯敏斯特法律学院（现在隶属于丹佛大学法学院），那儿开设晚上课程。
父亲的建议切合实际，同时又强烈地挫伤了我的自尊。科罗拉多大学是一座泰姬陵——是一扇通向法官宝座和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的大门；威斯敏斯特则是一辆有轨电车——一所穷人学校，没有享受终身职位的教授，也没有法律权威评论，其学生白天都在打工。
您可以想象我在博耳德受挫后回到威斯敏斯特的心情。说真的，我的自信心大大动摇了，但也许我还没真正被学不了法律所击败，因而我最终还是去见了威斯敏斯特学院院长克里福特·米尔斯。
米尔斯看了一下我的大学成绩报告单，我忘不了他透过眼镜上框盯着我看的那种眼神。他直率地说：“在博耳德你突出的是体育课、西班牙语课和你的学生组织能力。”
他说得不错。我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却没承担起大学生应尽的义务，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终使我自食其果。
米尔斯院长允许我在威斯敏斯特学院注册入学，但有一个条件，我得重修一年级的所有课程。他说：“我将时刻监督你。”
一扇门关闭了，但别的门向我敞开了。
因为这是第二次机会，我加倍努力地学习，并且对法律证据产生了浓厚兴趣。
第二年，教我这门课程的教授过世了，我不可思议地应邀接任了他的课程。证据研究后来成了我的终生专长。最近这几年我为全国的法官、法律系的学生、开业律师开这门课。
那时，白天我是丹佛市律师事务所的一名职员，工作谈不上刺激，但毕业后可以据此找到一份市律师助理的工作。
28岁那年，我成了丹佛市最年轻的县法官；而后，当选了地方法院法官；接着被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司法部地方法院法官。后来我确实回到了博耳德——那是去领取科罗拉多大学颁发的乔治·诺林奖以及授予我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事情失之交臂是常有的事，无论是一份工作、一个梦想还是一段友情。我被法学院勒令退学一事，坚定了我成为一名好法官的决心。这件事无疑把人类自身的弱点告诫给了我，也教导我应该给人以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