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阳光很毒，热风烫人。孝子们哭着把大哥抬出来放到灵车上。沧州火化场的这种灵车却令人难以忍受，它是在普通的面包车底盘下面开了个长抽屉，把死人往里面一塞，然后让考子们坐到上面，把死了的老人踩在脚下……这时候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好像火化就是这种规矩，既然不得不火化也就不得不遵守火化的规矩。
火化场在沧州市的西南角，离村子很远，正好可以让一群半大小子尽情地耍把。他们坐着一辆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嘟嘟嘟开得很快，鞭炮挂在拖拉机的后尾巴上，一路上噼里啪啦炸得烟尘滚滚，同时趁风把纸钱撒得漫天飘舞。
在烈阳下，这支奇怪的车队把气温搅得更热更燥了，引得路两旁的行人都捂着口鼻看热闹。好像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火葬场。
火葬场空旷而简陋。但生意不错，在大哥的前面还有两个人，大哥排在了上午的最后一炉。空荡荡的大院子里没有荫凉处，大家挤在火化炉外面的墙根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卖汽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可以自由进入到火化炉跟前，在停放于炉口外面的死人跟前走来走去，不躲不怕，熟视无睹。这个姑娘长大了若分配当火化工，一定不需要别人再给她做思想工作……在漫长的等待中，孝子们都躲到凉快的墙根底下去聊天，只有大哥自己孤单单地躺在火化炉前，排队等着化为灰烬的时刻快点到来。一送进火化炉，大哥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刻应该是孝子们痛哭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对死者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希望尽量延缓把亲人送进火化炉的时间。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一点烧，烧完了快一点回去。天也实在太热，年轻人的肚子大概早就饿了。
我默默地对大哥说：你不要怪哟，现代年轻人的孝心作作表面文章还可以，却经不住大的考验。为你的死这样大操大办，看似奔着你来的，吃的是你，花的是你，折腾的也是你。其实是你的死折腾了活着的人，吃的是活着的人，花的也是活着的人，这些花样一概与你无关，是为了活人的面子，是折腾给活人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三哥还是发了脾气。不是闹丧，是冲着乐队去的。
三哥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吹笙高手，逢年过节或赶上庙会，为唱戏的伴奏，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少不了也会被请去吹奏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在丧事上吹奏的是《无量佛》、《坐经曲》、《行经曲》，还有几支哀怨伤痛的悲调，乐器一响，沉痛悲伤的沮丧气氛立刻笼罩了治丧现场，也笼罩了全村。亲的热的会悲从中来，想起诸多死者的优点和好处。即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被音乐感染，心生同情，悲怜人世，都变得宽和友善了。在那种乐队的伴奏下，孝子哭得格外悲痛，来吊孝的人也哭得自然。特别是到夜晚，《无量佛》的乐曲还让人生出一种庄严沉静的感觉，梵音圣号，送死者的魂灵升天。
谁料今天花钱请来的吹鼓手们，竟在大哥的棺材旁边吹奏起现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纤夫的爱》、《九妹》、《大花轿》……乐曲一响，年轻人就跟着唱，其实是一种喊叫：“妹妹你看着我一个劲地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大花轿……”叽叽嘎嘎，打打闹闹。叫孝子们还怎么哭？叫来吊孝的人想作个哭的样子都困难。乐曲与治丧的气氛格格不人，让人感到极不舒服，难怪三哥会发火。
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支蒋姓人家的权威，吹鼓手们怎敢不听，立刻改奏治丧的曲子，围观的老老少少也都跟着散了。
外甥找到我，悄悄地说：“我们不敢张嘴，您得劝劝我三舅，不能管这种事。”
“为什么？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现在办丧事都是这个样，光吹丧曲子大家不爱听，不爱听来的人就少。咱花钱请乐队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就得多吹人们喜欢听的，等一会儿还要点歌儿，还要跳舞呐……”
“还要跳舞？在你大舅的棺材旁边？”“对啊，怎么啦？改革开放嘛，怎么城里人倒成了老赶？既然想大办，就要求来的人越多越好，也显得我大舅一家人缘好。”
“不，你大舅现在需要的是鬼缘，这样瞎折腾把丧事办成狂欢节，叫你大舅的灵魂怎么安生？倒好像是活着的人在庆祝他的死。就不伯他的惩罚吗？”话可以这样说，但侄子们想把他们父亲的丧事办得漂亮、圆满，我和三哥只能成事不能搅事。我对外甥说，“你三舅管得对，你的道理也不错，我把你三舅拉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一走你就去告诉乐队，随他们的便！”
我把三哥安顿到距治丧现场还有老远的小侄子家歇着，把外甥的话去掉棱角向他学了一遍，劝他眼不见不心烦，耳不听不生气，随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有大事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我会来叫他。
等我再回到大哥身边的时候，乐队前面又围了不少人。围观者这回不是要求乐队吹奏什么歌曲，而是让一个手拿竹板，像女人一样忸怩作态、飞眼吊膀的男人给表演节目。直到有人从“治丧大队部”领来10元钱交到那人手里，他才给自己报幕：
“那我就给老少爷们儿唱一段《奴家十八恨》……”
四周响起了嘻嗜的笑声和拍掌叫好声。
在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哭。无哭不为丧。
现在的农村虽然爱赶时髦，把丧事办成了喜怒哀乐的大杂烩，惟独还缺一项——花钱雇人哭丧。因此大哥的丧事自始至终都得靠大哥的亲属们自己哭。
死了亲人要哭，这是很正常的。在亲人刚刚咽气的时候，你怎样哭都不要紧，却不外乎古人在《方言》里所归纳出来的三种方式：哭泣不止、无泪之哭和泣极无声。私人的悲哭一旦有别人介人，有了解劝者和观看者，或者说进入正式的治丧程序，哭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
记得1977年春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无疾而终。从天津回家奔丧的人一下火车就开始哭，从火车站到村子还有7里地，中途被接站的人劝住了一会儿，到了村边上又开始哭。那是真哭，是大哭，因为心疼父亲活得厚道，死得仁义，没有给儿女们添一点麻烦，自己悄没声地干干净净地走了，让儿女们觉得像欠了老人什么。哭起来就动真情，眼泪止不住，见到父亲的遗容会哭，想起跟父亲有关的事情会哭，听任何一个人谈起父亲也会哭……到了第二天，我和妻子的嗓子都哑了，无论再怎样用力也哭不出声音来。但丧事要办好几天，孝子们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跪在父亲灵前，一有来吊孝的就要陪着大哭，每天早、中、晚，要三次从村北头哭到村南头去报庙。孝子们的哭声支撑着治丧的全过程，治丧的悲哀氛围也要靠孝子们的哭声来营造。眼泪流干了还可以遮掩，没有声音可是非常难堪的事，甚至会被乡亲们误会为不孝。如果都像我和妻子，干流泪，干张嘴，不出声，那丧礼就变成了一幕幕哑剧，难免会被外人讥笑。
幸好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侄子侄女，还有一大帮叔伯的兄弟姐妹、孙男嫡女，他们能哭会哭，哭声沉重动情，哭词滔滔不绝。直到治丧的最后高潮，出殡、下葬，他们仍^能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让帮忙的人和村里看热闹的人无不动容。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死者生前有人疼，死后有人想，生的体面，死的也体面，生得功德圆满，死得无愧无悔。
转眼间就轮到哭我的同辈人了，一年多以前刚哭完了大嫂，现在又哭大哥。第一天哭得挺好，尤其是大哥的两个女儿，“焦肺枯肝，抽肠裂膈”，哭的时间长，且伴有形体动作，或扑天抢地，或捶胸撞头。她们的哭不是干嚎，是有内容的，一边哭一边说，诸如“我那苦命的爸爸”，“不会享福的爸爸”，“不知道疼自己的爸爸”等等。总之是将大哥的种种长处当做缺点来抱怨，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听到两个侄女的哭也会鼻子发酸，陪着掉泪。人要死得风光，就得有女儿。丧事要想办得感人，不能少了女人的哭。
或许由于先火化的缘故，再加上吹鼓手们制造的嗜嗜哈哈的气氛冲淡了应有的哀恸，到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正需要大哭特哭了，孝子们却哭不上去了。或有声无泪，或只摆摆架势走个过场。
现代人是越来越不会哭了。特别是城里人，有些死者儿女一大帮，到需要高潮的时候，却哭不出效果。效果又是给谁看的呢？把内心的悲痛表演给外人看，这悲痛的味道就变了。哭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动于中发乎情，自然放声。
但是，既生而为人，还要讲究“做人”。“做”就有了表演给别人看的意思。哭也不能不讲究技巧了。
在一个全国性的有众多书法家和画家挥毫泼墨的场合，书法家们大都拉开架势，很有表演效果地在宣纸上大写行书或草书，笔走龙蛇，乘兴挥洒。还有的在表演杂技书法的绝活：抓着一把笔写字，或双手握笔写倒字……都很有观赏性，吸引了大批看客，有叫好的，有鼓掌的，有认不出那草字是什么鬼画符而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大厅里气氛热烈，书法表演变成了明星走穴般地演出。
此时，在边上的一张桌子旁有个坐冷板凳的人，看上去他的年纪当在50岁左右，戴一副老式的紫框眼镜，气定神清地在写楷书：“借书消茗困，索句写梅真……”他身后除我之外再无其他旁观者，这让我也有条件静下心来仔细端详他的字——看着看着，他写好的字竟和宣纸离了股儿，单独凸现出来，一笔一画都像是黑亮的圆棍儿，力道迸射，处处藏锋。
在这种书法大表演的热闹场所，难得见到写楷书的人。尽管当今中国的书法家格外地多，领导同志大部分是当然的书法家，还有一批敢在纸上用笔划拉的人……因此瞎划拉可以滥竽充数，可以冒充行草。能一笔一画把中国字写得像字的人似乎倒不多见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厅里安静下来了，观众们舍弃了龙飞凤舞和杂耍表演，都围过来看楷书。他的楷书生出一股静气，能让人们立刻定住神沉下心，平息躁热，从内里生出一股清凉。恰如苏东坡所唱：“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这位能在闹中取静写楷书的人就是阎宝忠。举办全国书法大赛，在8万件楷书作品中阎宝忠轻松夺冠。他觉得无趣，以后便改由他的学生参赛，竟也连拿几次第一名。其实，他只是以楷书立本，在这种场合写楷书比较容易。他真正见长的还是行草。但要草出境界，草出性情，草出修养和品格，草出生命的乐感和动态，又谈何容易！
日本的神户议会大厅里悬挂着12幅中国书法作品，全都是阎宝忠的行书和大草。南方一收藏家，慕名以5000元买他4个草字……他被认为是个怪人，极少参与书法界的活动，字不贱卖，要卖就必须物有所值。常常被误解为架子大。
一朋友找他要过一个用朱砂写就的近一米半高的“寿”字。想不到那位朋友不光“眼富”，见多识广，还能“通天”。在杨尚昆过80岁生日的时候他把那个“寿”字作为贺礼送去了，一时惊动四座，获得交口称赞。同样也喜欢书画作品的万里，似乎对那个“寿”字格外欣赏……轮到万里过80大寿的时候，有人也想送这样一个“寿”字，请许多书法家写了，都不满意。最后追本溯源找到阎宝忠，他凝神提笔，一挥而就。
没错，就是他！那个巨大的红色“寿”字，挺立着一种独特的气势，又包裹着一份厚重，一团祥和。
当阎宝忠知道自己的字被送给了谁，他作为书法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架子”再也拿不起来了。写“寿”字送人，就是给人添寿。可以给领导者添寿，更应该给平头百姓添寿——一家画社的一位低级行政人员病重住院，需做大手术。医生提出：“我家里有四扇屏一直空着，你是画社的，找个书法家给写四幅好字没问题吧？”问题大着哪，正因为他在画社才知道求人写字之难，不必说还非得要好字，就是臭字，也得论尺寸，论字数多少收钱。许多书法家都在门口贴着卖字的价目表，并附言：请不带钱来想白求字的人免开尊口。再说他一个打杂的，跟社里的书法家也说不上话呀？
纵使他有天大的难处，一个病人跟主刀的医生也不敢“牙迸半个不字”！病人的女儿恰巧是阎宝忠女儿的同学，他听女儿讲了这件事，立刻问了四扇屏的尺寸，写好后请医生过目，不满意再重写。医生自然大喜过望。
这样的事多啦，久而久之，阎宝忠本人却变得有名无“实（惠）”了。他的女儿将要大学毕业，一家三口还住在一个独单元的房子里。夫人和女儿受他的影响，也都写一笔好字，常常在一间屋子里摆开两张写字桌，阎宝忠就只能站着当老师了。但一家人活得很惬意，其乐融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急着用钱了，就到他那里去拿，三千、两千……有一次他去看望天津书法界泰斗式的人物余明善老先生，请老先生给自己的斗室起个名号，老先生未假思索就脱口而出：馨石斋（心实在）。
社会哄抬什么，什么就会泛滥——在美国，拳击挣钱快，打拳的人就多。在南美和欧洲，踢足球出人头地的机会多，因此球星就多。这些年，中国新开张的商店多，等着题字的门脸多，附庸风雅的人多，买字求字的人多，于是就把书法家抬起来了。有本事的贵卖，本事小的贱卖——名之为“薄利多销”，一幅字只卖20元、30元、40元……给钱就卖。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抢占市场。因此书法家买房子置地（坟地）已不成问题，有人还可以在高级宾馆里有长期包房。
我问阎宝忠，以他的名头，过如此简朴的生活，心里平和吗？
他说，别人有钱没钱跟你怎么活法有什么关系？一人一个活法，关键是自己的心态。过去唱戏的有位金少山，玩艺儿最好，到死的时候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书画界也不都是有钱的，谁跟钱也没有仇，名人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字写得跟别人的字不一样吧？为什么我非要跟别人活得一样呢？字可以卖钱，一味地靠字敛钱，实际是对自己的字没有信心，只能用钱来充实自己。
果然是“馨石斋”斋主。我想，一个乐于给别人添寿的人，他自己也会增寿的。
“五大道”传奇
在天津人的心目中，“五大道”代表着一段历史，是一片神秘的街区，仿佛每一条胡同、每一个深宅大院里都藏着无尽的故事……其实“五大道”并不大。不仅和新修的环线，射线无法相比，就是和过去的老道，如和平路、中山路、南京路等也无法相比。常德道充其量不过千米左右，是一条半截子道。而且“五大道”区域内的建筑也多是“小洋楼”……“小”何以被冠为“大”呢？
按人们的习惯，给一件事物加上一个“大”字，是表示一种尊崇，一种敬畏，一种激赏。如“大中华”、“大英帝国”、“大老美”，总统就是总统，身材并不特别高大的孙中山却被称为“大总统”，明明是小孩子可以叫做“大胖小子”，老虎也常被叫成“大老虎”。
“五大道”不是正道，既不由正南通向正北，也不是连接正东正西。而是斜飘飘地从西南通向东北。这也许恰好“歪打正着”——天津常被外地人看成是一座“斜城”，进了市区如进迷宫，找不到一条直道。历史曲折，环境曲折，太直了反而难以通达，难以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