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人有五福——要修这五福，就离不开口福。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长不大，五福不是人人都能修得到的，惟口福，可伴随人的一生。从一降生就能享受：吃奶。到不能享受口福的时候，生命就该寿终正寝了。但入口的不一定都是福，有的是苦，是辣，是酸，是毒。有人认为，人到成年以后的大吃大喝、穷奢极欲，才算是口福。我倒以为那是很容易“福兮祸所依”的。只有人的童年才是单纯享受口福的时候。吃在童年——好年成，过好日子的时候自不必说，就是在饥荒之年，儿童也能大饱口福。
比如闹蝗灾，蝗虫像飓风搅动着飞沙走石，铺天盖地。我想不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一露面个个都是大妈蚱，就仿佛是乌云所变，乘风而降。无数张豆粒般大小的嘴织成一张摧枯拉朽的绝户网，大网过后庄稼只剩下了光秆儿，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变成一片白秃秃。大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明知无济于事，仍然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扑打蝗虫……孩子们对蝗虫的愤怒是表现在吃烧蚂蚱上。用铁锨把蚂蚱铲到火堆上，专吃大蚂蚱那一肚子黄籽，真香！
孩子式的愤怒是短暂的，是被大人的脸色吓出来的，吃起烧蚂蚱来，很快就把忧愁扔到脖子后头去了。吃得小肚子鼓鼓的，每个人的小嘴都是黑的。
我觉得孩子们对待灾害的态度更积极，更实际，像大人们那样光犯愁有什么用？反正灾害已经降临；不如就大吃灾害送来的东西……再说闹水灾，数不清的大蛤蟆突然都从水里钻出来了，它们不像是由蝌蚪慢慢长大的，更像是由鱼变来的。大人们越愁，它们叫得越欢，不分舉夜白天，哏呱哏呱地吵得人心乱。我把铁钎子磨得飞快，开出倒拉剌，绑在一根长长的高粱秆上，顺着坑边沟沿悄悄地接近正叫得得意忘形的蛤蟆，估计距离差不多了，就猛地将铁钎子剌出，像穿糖葫芦一样就把蛤蟆给挑起来了。然后一只手抓住肚子，一只手抓住大腿一拧，大腿就下来了。一个上午能收获了一大串蛤蟆腿，回到家冼净，撒上盐面儿，葱花儿，上锅一蒸，是全家人的一道好菜。
一场可怕的涝灾，留在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不是挨饿，而是大吃香喷喷的清蒸蛤蟆腿……这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优势。今人皆知童心最纯洁最娇弱，因之也最容易被污染、被伤害。我却觉得，到目前为止，童年时期才是我最强大时候——强大到几乎“刀枪不人”的程度；童年痛苦也最少——现在想起来几乎没有痛苦的记忆，连灾难也无法让孩子感到长久的痛苦和吋怕。是后来的阅历、经验和责任，才使人变得痛苦和脆弱。
大灾之后最难熬的是来年的春天，俗称“青黄不接”——青的还没有熟，黄的早已吃净，大批的饿死人都是在这个时候。然而这个时候又正是榆树开花的时候，榆树的花像铜钱，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像新疆姑娘的小辫子一样从榆树枝头垂挂下来，那可是农村人吃不够的好东西。能像水果一样生吃，能熬粥，能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不管闹灾不闹灾，每到春天榆树开花的季节，我几乎就长在了榆树顶上。
现在城里的孩子，嘴馋了要吃巧克力，要吃冰激凌，要吃蛋糕。我小的时候嘴馋了，就爬到树上去捋榆钱儿，摘枣，掏鸟蛋……所以农村的孩子都擅长上树登高。
说来也怪，成年以后并非没有见过山珍海味、美馐佳肴，但吃过也就忘了，难以长时期地留下深刻印象。惟独对童年的大吃小吃，终生不忘。人一生的口味就是在童年形成的，越老越想吃童年吃过的东西。
吃遍天下，最好的饭是自己家里的饭。什么吃在法国，吃在香港，吃在广东……我是越来越相信“吃在家乡”。
雾中的风景
下雾曾经是一种风景——
“不知香雾湿人须，日照须端细有珠”，这心境是何等的晶莹纯洁，情趣盎然。“雾结朱砂气，波流白芷香”，又一个香字，古代的雾难道真是香的？还能人药治病，祛邪扶正？“雾是酲山酒’雾重山如醉”，因为有了雾才使万象变得莫测，进人一种类似沉醉的状态。雾是大自然的赐予，调节人类痛苦的理智，激发憧憬和想象力……直至今天，当人们看不到古人所描述的香雾时，便要在舞台上造雾，特别是各种联欢晚会，舞台上不出现几次五彩烟雾，仿佛就造不出喜庆欢乐的气氛。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实的自然雾，变成了一种肮脏可怕的东西。气象台要提前预报，大雾罩下来了，能不外出的人都躲在房子里，活得在意又非要在雾中穿行不可的人，则戴上了防毒口罩。笼罩一切的大雾给人们造成一种瘟疫般的恐怖。1997年初冬，济南继一场酸雨之后又一场酸雾，同一片天空“酸”一次不够，还要再“酸”第二次，双“酸”双降，成了一大新闻。谁知道我们头顶上灰蒙蒙雾腾腾、心怀叵测的天空，积存了多少能够致酸的物质？不知哪一天就会劈头盖脸地泼洒下来……我庆幸自己的头顶上还没有挨过酸雨的浇，但见过对其危害性的文字报道，也见过植物被酸雨腐蚀后的电视画面。如果酸雾像酸雨一样“酸”，那就比酸雨更加厉害，因为它弥漫散发，无孔不人，可以通过鼻腔和口腔被人吸到肚子里去，岂不要腐蚀人的心肝肚肺？
我的庆幸没能维持几天，兜头一场大雾，让我认识到它危害的又岂止是人的身体的健康……去年12月18日，我和《环渤海经济暸望》杂志的主编林开明，一同乘下午2时45分的班机从北京飞汕头。大雾已经下了两天，老林怕赶不上飞机，比原先约定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上午10点半钟就催促我出发了。我的观点是：下雾天飞机不是晚飞就是不飞，别怕赶不上就怕它不飞。这时太阳已破雾而出，浓雾消散了不少，一般的视力似能穿透四五百米的空间，我对准时起飞也有了信心。在接近高速公路入口处的时候，我们的车不得不停了下来，前面已变成了停车场^高速公路关闭了。公路公路，大家走的路，居然也可以关死，给买路钱也不行！
这样的能见度似没有必要关路，一群司机围着守关的警察打听什么时候开路？警察也做不了主，只能回答不知道。在中国，“不知道”三个字最可怕，就是说没有时间，没有章法，随心所欲看着来……司机告诉我，昨天在大雾中有一百多辆汽车相撞，当场死了7个人——原来如此，这真叫高速公路的管理者为难啊，不关有可能出大祸，关了就有人骂大街。
我们可没有工夫凑热闹趟混水，赶紧掉头，绕远~道走老京津公路。这条旧道有许多年没有走过了，一点把握没有，今天很有可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老林是个严肃认真多思多虑且有几分学究气的老夫子，眼睛盯着窗外，一路上都在嘀嘀咕咕，一会儿觉得雾小一点了，他便脸色放晴。偏偏太阳只露了一下脸，很快又躲进云雾之中，他就觉得雾下得更大了，脸上立刻堆满愁云浓雾。
司机卖了大命，一路不停地响笛，东躲西闪，又挤又钻，好不容易在飞机起飞半小时前赶到了首都机场。首都机场的场面却让我们都傻眼了：候机大楼外面全是汽车，一辆挨一辆，一辆顶一辆，像花花绿绿的甲壳虫一样趴满了停车场，爬满了进港和出港大道。候机大楼皇面全是人，提着行李你挤我撞，但都是没头的苍蝇——瞎撞。硬箱子、软提包、带角的、有棱的，冷不防磕了你的屁股，疼劲还没有过去，大腿上又被狠狠地招呼了一下……人们一脸的焦急，一脸的忿怒，一脸的无奈。乱糟糟，急煎煎，没有秩序，没有信息，也没有人管理。大厅两边几十个电子显示屏幕全关闭了，且没有广播，比如哪个班机取消，哪个班机延误，哪个班机可以登机或退票手续……在有些电子显示屏幕下面垂挂着八开的办公表格纸，上面用粗铅笔或彩色笔写着一些航班号。乘客们站在平时是用于输送行李的传送带上，坐在平时用来办手续的柜台上，有小姐的地方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乘客包围着，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姐或者不答，她也实在没法回答；或者也发牢騷：雾又不是我叫下的，你们去问气象台吧！小姐说的是大实话。但我仍是不解，宣布一下航运信息总不是很困难的事吧！大雾怎会把室内的电线、电脑腐蚀坏了？怎会把机场管理人员的智慧和责任感腐蚀掉？偌大的一个机场怎会因一场雾就陷于瘫痪？
我和老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撞了6个小时的头，挤得通身大汗，撞得鼻青脸肿，竟然没有打听出我们要乘坐的8812号航班是取消了还是延误？如果是延误，将延误到什么时候？偶尔得到一句回答，也是那最可怕的三个字：“不知道”。倒也有好心人传谎信，说在哪儿可以办手续了，等我们好不容易挤过去，却根本不是那回事。
候机大厅里凡是要钱的地方都有人服务，比如卖机场建设费的，卖机票的，卖吃卖喝的地方。我和老林找到一个卖开水泡方便面的地方，香香热热地将肚子填饱。可夜里怎么办呢？难道要在这个快要被挤破的大厅里捱到天明吗？
连老林这位好好先生也不免口出怨言，讲他在国外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机场里把乘客的吃住安排得很好，耽误时间超半天以上的还允许乘客上街游览，尽量减少乘客因误机造成的烦恼和不便。我劝他，这种时候千万不要想国外，不要想过去，只想眼前。眼前的事实是，中国的民航事业生意兴隆，坐飞机的人多，什么东西一多了就不值钱，’就照顾不过来。这已经不是雾的污染，而是人的污染，人的心灵、素质的污染。我们去汕头不过是参加一个活动，耽误了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这大厅里肯定有人因误机而误了赚钱或赔钱的机会，又能怎样？
我学着他的学究腔：雾者，误也。大雾，大误。但也可以是大悟！
聪明的办法是找个地方给汕头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无论有什么事都等到“雾水大革命”结束以后再说。现在是满天雾水，满头雾水，幸好我们是双脚站在实地上，倘若你这时是飞在天空中，恐怕会比现在更着急，恨不得能快点平平安安地站在地面上，哪怕是站在大雾或酸雾中……幸福的童年稍纵即逝，就像一只小鸟飞向远方时，留下的只是一些梦幻的影子。
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似乎是和打架分不开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玩着玩着，不知为了一点什么屁大的事就动起手来了，较量一番之后仍然是好伙伴，仍然在一起玩耍。极少成为仇人，即使成了仇人也坚持不了一两天，又会滚到了一块儿。
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却跟我在同一个年级上学的本家哥哥，长得比我粗壮，他本人和我都觉得他的力气要比我大，因此处处想占我的上风，我害怕跟他动手，能让的就让他一点。人似乎就是这样，你越软，他就越硬。有一天他玩耍一根铁棍，把我的右眼眶打破了，倘若棍头再往下偏一点，我就成独眼龙了。我恼了，扑上去和他交起手来，结果我和他都发现，我的力气和身手倒略胜他一筹。自那以后，他变得怕我了，处处让着我。我也长了见识，不经过比试不要轻易地惧怕什么，你怕的东西也许还没有你强大。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能吸引孩子们的娱乐活动，大人们也顾不得管孩子，功课又轻松，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就做完了。在我的印象里除去睡觉、吃饭，就不在屋里呆着——有很多时候连吃饭也不在屋里。在外边就是小伙伴们凑在一起乱跑乱闹，自己哄着自己玩。农村少年的游戏大多是对抗性的，在游戏中必然有输赢，有冲突，免不了就会争吵、打架。打架也是游戏的一部分。
同村有个小名叫老小的，虽然跟我同岁，但个子长得矮小，相貌不够周正，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蹩犊。蹩犊自小没有爹，他的寡母是个泼妇，能吵能闹，敢拉破头，护犊子更是在全村出了名。也许一个女人带领几个孩子过日子，不泼一点不行。家里经常叮嘱我，不得招惹蹩犊。可蹩犊是个讨人嫌的家伙，仗着有他娘护着，你不惹他，他会惹你。有一天傍黑的时候，他要玩我的“大头狼”——种较为凶猛的鸟‘。我不给他，他上前来抢，我用手一推，没有觉得使多大劲他却跌倒了，起来后不是跟我算账，而是哭着回家向他娘告状。他娘领着他就站到我们家的门口前骂街，这时候村里下地干活的人都回来了，在我们家门前围了一大帮人看热闹一孩子的游戏升级为大人们的游戏，这是农村常有的娱乐项目。
我父亲在村里是受人尊敬的先生，写约、立契、撰对，能说会道，却无法跟一对孤儿寡母理论，被蹩犊的娘数落得脸色煞白。我惹的祸我就得冲进去给父亲解围，我对蹩犊的娘讲述事情的经过，是她的儿子抢我的鸟，我不过推了他一下，又没磕着，又没碰着，跑到我们家里撒的哪门子泼……我理直气壮地正讲着大道理，父亲解下黑布腰带，撵头盖脸地就抽过来了，我一抱脑袋，被抽得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爬起来就跑。跑到一个高土堆上，捡起一块砖头，大叫一声：“好人躲开！”砖头紧跟着就出手了——夏天我能在坑边用砖头打死过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的。再加上被父亲打急了，气坏了，那砖头就真的不偏不倚地正落到蹩犊的头上，他哇地一声捂着脑袋就躺到了地上。我一看不好，撒腿就跑，跑到十三里地以外的老舅家躲了3天，到母亲让人带信说父亲已经消气了才敢回家。
我想起童年就直觉得对不起父亲，惹祸太多了。还惹过一次大祸，是过年放鞭炮把一个外姓人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母亲曾嘲笑我是“记吃不记打”——吃了一种好东西能记得住，一有机会还想要。挨了打却记不住，老伤疤未好又犯新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难得对我有过笑脸，甚至我在全区会考时得了第一名，也听不到父亲一句夸奖的话。尤其是我写的大仿上的毛笔字，更是经常挨说。父亲对我惟一的一次表扬，是看到语文课本外面包的封皮上写的语文两个字，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写的。父亲说这两个字写的还不错。父亲就那么不经意地夸了我一句，我终生难忘，足够我受用一生。
我的保护神是母亲，平时对我呵护备至，疼爱有加，我若表现得好，总能从母亲那里得到点奖赏。比如割草割的多，母亲会塞给我3分钱和一张棒子面饼子，到街上去美美地吃上一大碗豆腐脑。尽管每一次我挨父亲打的时候母亲从不出面阻拦，那时候想拦也是拦不住的，只会火上浇油。但我时刻都感觉得到母亲是我最强大的靠山，哪怕是在我挨打的时候。在我14岁的那年母亲病逝，我的欢乐的童年就结束了。自那以后，我再没有打过架，也再没有挨过父亲的打——我曾渴望过他还能像以前那样打我，那说明我是个幸福快乐的孩子。他不再打我是因为我变成一个可怜的没有娘呵护的孩子了。当一个父亲不得不同时还要承担母亲责任的时候，他就会以当母亲为主了。
童年像一朵田野上的蒲公英，被一阵轻风就吹得无影无踪了，当我学会思考，开始沉默和忧伤的时候，那还不太沉稳的脚步已踏进青春的门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