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涌起了一个高潮，那阵势就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复兴，白话的、传统的、现代派的。那时的现代派作家像今天的新潮作家一样鼻孔朝天，不可一世，曾有一家出版社把那时的现代派作品结集出书，我看大吃一惊，思想与文字的肤浅，犹如奶油小生翻跟头。而惯用现实主义手法的鲁迅先生，仅一篇《狂人日记》，就盖过那时全部的现代派；仅一篇《伤逝》就便当时文坛所有的情感小生相形见绌。
至今我写小说技穷之时，还要把鲁迅的小说翻出来细细咂摸。
问：鲁迅的小说写得很棒，可为什么他后来只写杂文却不写小说呢？
答：这也是我对鲁迅小说创作的疑惑和遗憾。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说鲁迅在刚趋成熟的早期能写小说，到后来思想成熟的鼎盛时期，竟然就写不出小说来，是否与思想过于成熟有关。有人立即反诘，说鲁迅面对那样使他愤怒的时代，不会耐烦创作，而只能是选择投枪式的杂文来战斗。
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单纯用战士或斗士的角度看鲁迅有失偏颇。一个作家思想过于成熟竟写不了小说，使我对所谓的思想感到恐惧。我甚至大胆地揣度鲁迅在后来日子的心理状态，他一定为写不出小说而焦急和焦虑过。
不过，鲁迅对杂文的贡献可以平衡小说创作，那真正是作家写的杂文，排除所有的思想内容我还是百看不厌，因为还有文字的精彩，这也是我看到过的非小说中最精彩的文字。
问：鲁迅对当时的中国国民说过这样两句话“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你认为这是鲁迅对中国人充满了希望还是绝望？
答：你就是傻瓜，也能看出这是充满了绝望。鲁迅先生对麻木的国民实在是痛恨之极，同时又无可奈何地觉得太可怜了。这在鲁迅的小说和文章里也能看出这种意思，当一些革命志士为被压迫的同胞挺身而出，并献出生命之时，国民们却盼望屠刀砍下人头，去蘸个血馒头来治病。正是出于此种愤怒，鲁迅在给青年人开必读书时写下“一本中国书不读”的惊世之言。鲁迅实在是把中国人看透了，他临终之前最担忧的一件事就是怕他死后被人利用。但不幸的是他大概是死后被利用得最多的一个人。
文学的痛脚
问：我认为中国作家基本上没有敢说实话的，我泣看过你的作品，但我想用不着看也能猜得出来，你照样也不敢说实话！你认为呢？
答：我从写作那天起，就不断地听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号——你们作家敢说实话吗？你们作家有胆量说实话吗？我总觉得，以敢不敢说实话和以有没有胆量来论作家的优劣，是文坛的悲哀；当然，作家要是确实没有胆量敢说实话，这是更大的悲哀！（掌声）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从一个只要少喊一句万岁就是反革命，多喊一句万岁的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只要是讲人性就是资产阶级；只要是讲爱情就是思想不健康；只要是给领导提点意见就是反党；只要是在日记上发几句牢骚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就能判刑坐牢甚至枪毙的时代走过来的！如果在当年，就你提的这个问题，还没等散会，专政队就能把你提起来，先打你个皮开肉绽，然后五花大绑拖出去游街。今天的情况，对我们饱经风霜的人来说，已经是天翻地覆了！
当然，对你们这些年轻的，没经过那个恐怖时代的人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但是，我们正走在改革开放的半路上，你指望我们的实话能说到什么程度？你认为我们说到什么程度就算是说实话？
问：有很多作家，特别是老作家说他们是为了祖国的前连和命运，或是为了革命和鼓舞人民前进什么的，才拿起笔来写作的，请问，你是为什么才写作的？
答：我感到中国作家的脑袋是全世界最沉重的，这个沉重并不是说中国作家的脑袋质量重，而是里面装着太多的载体。他们没有自己的爱好，没有自己的兴趣，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写任何一篇文章，写任何一句话，都要从一种责任和意义出发，压根就没有文学本身的游戏精神。
细细观察，所有的中国人也都是活得这样沉重和庄重。农民拿起锄头，说是为支援改革多打粮；学生读书，说是为建四化读好书，将来成为有用人才；扫大街的拿起扫帚，说是为了世界更美丽；踢足球，打排球，玩乒乓球，目的也是为祖国争光；连听谁一段相声或是一个故事，也会感慨万分地说受了很大的教育。强烈的使命感压迫着人的一切行为，无论做什么工作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到他的选择是意义，而不是自己的爱好，我认定这是一种思维的扭曲，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最初创作的动机都是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决定的。
如果那些老作家们确实是为了祖国的命运，在那水深火热的年代，直接端起冲锋枪或是甩手榴弹更有意义，何必坐那里爬格子，用毛笔或自来水笔打日本鬼子，速度太慢了！（笑声）我今天写作，完全可以说是为了改革或是为了祖国什么的，但我就是爱好文学，除此以外我干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我说这些就是提醒一个事实，不强调或尊重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什么工作也干不好。（掌声）问：为了个人的璺好写作是渺小的，为了祖国或人民写作才能焕发出宏大的激情，你不这样认为吗？
答：这些动听的词儿，不客气地说就是害人的甜药，其实在行为上是不成立的。我们从来没有从人的生活情趣本身说过一句实话，个人努力的精神几乎就被视为反动。我认为，在正常生存状态下，真正能推动人前进的动力是来自人本身的兴趣和爱好，特别是文学创作这一行。不从生命本身的质量和规律出发，老是用一种意义来逼使，我们就永远不会出大作家，别的行业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家来。我从来没听过巴尔扎克喊为法兰西而创作的口号，也没听说曹雪芹为明朝或是为清朝的命运而写作。但他们却写出大作品来。（掌声）问：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实在是太多了，但最大的障碍是可爱而可恨的方块字。中国人学方块字都那么费劲儿，外国人更完蛋。
坦率地说，即使是我们真的走向世界，也确实走到世界最高处了，人家也看不出来。我们不说今天的文学作品，就拿我们老祖宗写的东西来看，有很多确实是优秀的，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知道。尽管我们的报刊经常报导，说是国外怎样怎样兴起汉语热，或是怎样怎样称赞我们的文学艺术，其实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自作多情地吹嘘而已。
我们到国外访问时，发现人家对我们文学的了解几乎是零，很是悲哀，于是就充满热情地对人家讲红楼讲三国，讲得口吐白沫，人家也是瞎子听雷，还莫明其妙地耸肩！（笑声）我想，莎士比亚要是懂汉语，只要读一下《窦娥冤》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肯定会痛哭流涕，并且还会面红耳赤的。（掌声）问：文坛上的评奖太多太滥，让人觉得眼花缭乱和英明其妙，你不这样看吗？
答：我很同意你的看法，全世界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比我们评奖数量多，但尽管我也感到眼花缭乱却并不莫明其妙，因为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不出现这样的怪现象那才是怪事呢！
建国以来，只要上来一个管文化艺术的头儿，就会有一套新的评奖方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奖方式我们早已弄不清是什么样子的，仅仅改革开放这些年，评奖的花样就层出不穷。先是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短的一年一评，中的两年一评，后来又增加了个长篇奖，即三年一评的“茅盾长篇小说奖”。大家觉得挺好。可后来说是没钱了，就稀里糊涂地停下来，但茅盾长篇小说奖却还是坚持下来，人们也就觉得茅盾奖是目前中国最高奖种了。新上来的领导似乎不知道过去怎么回事儿，又自己规定了这样的奖那样的奖，大家也就含含糊糊地觉得相当于过去全国评奖了；接着更新上来的领导似乎也不知道过去怎么回事儿，干脆就来个“鲁迅文学奖”的大锅，管你什么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等一起往里装。弄得鲁迅坐在茅盾的屁股下面开杂货铺。（笑声）其他文化部门也来凑热闹，又加上什么“工程奖”。这个奖更厉害，国家级工程奖，省级工程奖，市级工程奖。总之，只要上面起个头，下面就一路照搬评下去，就像街头上烤羊肉串儿，一评就是一串儿。
现在我倒觉得最优秀的作家是没评过奖的，但目前我还没发现哪个作家没评过奖。（笑声，掌声）问：中国作家有文学游戏精神吗？
答：在我们这个艰难而沉重的国家，连打乒乓球和踢足球都要打出民族的自豪，或是踢出祖国的光彩，你还敢游戏吗？文学当然也不会例外。过去的年代，你只能写歌颂革命或打击敌人的作品；现在尽管有些开放，但主旋律还是第一要紧的，也就是你的作品必须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必须有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感。而且老百姓也不饶你，你要是不写讽刺批判贪污腐败，不写替老百姓出气的作品，他们就不买你的账。
实际上文学没有这样的能力，它打击不倒什么，也吹捧不起来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我们能写出那么多美好的歌颂文章，其结果我们无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接近世界最落后的位置；再也没有我们能写出那样多严厉的批判文章，其结果我们现在的贪污腐败最多，思想道德也最低下。
事实已经成百上千次地证明，无论是政界官员的要求还是平民百姓的期望，都不能使文学成为有效的实用工具。因此，现在涌出来的一批更年轻的作家，提出文学要有游戏精神。不过，针对目前的社会现实，想要文学有游戏精神，有点文学的滋味，我觉得这是有点让人心疼的滑稽。
问：一些创作经常被斥为“脱离时代”，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严格地说，“脱离时代”这句话是荒谬的。无论多么伟大或多么渺小的人，都无法脱离时代。这就像你照相，你就是穿上你认为最现代最时髦的服装，吹出最超前最美丽的发型，过不了几年，你再拿出照片来看，你就会惊讶地感到，那时是多么土气和落后呀！文学作品也一样，什么现实现代，什么先锋和前卫，等不了几年，都同样是落满了历史的灰尘。
从建国以来我们就声嘶力竭地批判作家们脱离时代，现在把我们所有被批判的脱离时代的作品拿出来看看，恰恰是太时代了，没有一篇不是死死地抱着时代的脚趾头一步一趋的！成千上万的作家在时代感的压力下写了半个世纪，一声锣响，来了港台那不仅是脱离时代，简直就是没有时代的东西，却横扫干军如卷席，把亿万读者迷得如痴如醉，把本土作家打得人仰马翻。我们还不羞愧吗？还有什么脸皮叫唤这个感那个感的！
我认为，我们现在担忧的不是脱离时代，而是没有一个作家能跳出时代看时代，所以，很难写出大作品来。（掌声）问：中国作家能否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答：我个人认为，无论从政治勇气和艺术造诣上，中国作家都很难获诺贝尔文学奖。即使我们确实有了大作品，方块字也是个难逾越的障碍。就目前我看到的外国评论文章，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的文学作品，几乎可以说是瞎子摸象。摸到象腿就说象是圆的；摸到象鼻子就说象是条蛇；如果摸到象的生殖器，他们大概还会说象是性交大师，有泛爱情结。（笑声）据报载，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有一个懂汉文的老先生，我不知他老到什么程度，倘若要他来断定偌大的195一中国文坛，那就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闹出世界级笑话。当然，堂堂大国，在文学上竟然不如一些小国光彩，这实在是没面子。也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会突然动了恻隐之心，给我们一个恩赐？但我认为这比没得诺贝尔文学奖还糟。
问：当今的中国文学与中国足球相比，哪一个能强一些？
答：其实谈不到谁比谁强，文学半斤足球八两哥俩一样的不争气。（笑声）问：写小说的往往讨厌写评论的，是这样吗？
答：有的小说家讨厌评论家，这可能是一种高超的讨厌，他认为评论家没看懂他；但也可能是狭隘的讨厌，就是评论家冷落他了。然而，评论与创作尽管存在干差万别的思维方式，却同时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为此，一些作家与评论家剑拔弩张，一些作家与评论家是亲朋好友，还有的小说家把评论家当奶妈和救星呢！因为从文坛的现实来看，几乎所有的小说家都得靠评论家的重视或吹捧才能走红，也就是说评论家在某种程度上掌握小说家的命运。为此，小说家与评论家的情感就很微妙了。他们之间到底是恨还是爱，这要看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了。（笑声）问：你与评论家之间的关系怎样？具体地说是恨还是爱？
答：尽管我刚剐谈到小说家与评论家的恨爱关系，但认真地说，小说家对评论家无论产生恨还是爱，都是很俗气的。当然，对作品的贬与褒，作家自然也会产生情感上的波动，不妨说就是爱与恨吧。但中国的评论家很少对当代作家进行撕开面皮的评论，也很少有推心置腹的赞美，更多的是从小说中寻找怪异和奇特。
我曾经得到过评论家的实惠，当我写《迷人的海》时，评论家们给了我不少喝彩声，使我迅速地光彩了一阵子。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评论家够朋友。后来我又写了不少我自认为更好的小说，但写作的花样不多，评论家就不再理睬我，当然就不太够朋友了。不过，总还是有过恩情，所以也恨不到哪里去。（笑声）问：有人讽刺说，评论家实际上是靠小说家养活的，你认为这个讽刺恰如其分吗？
答：谁养活谁往往很难说清楚。评论家与作家，就像裁判和足球队员的关系，没有踢足球的，压根就产生不了裁判这个行当，可是没有裁判，足球会踢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甚至都弄不清楚谁养活谁，明明政府是靠纳税人养活，但纳税人却每天高唱感谢政府救了他。细细地想想，全世界所有被养活的都比养活的伟大和重要。所以，文坛上似乎也如此，一个作家从来没有被评论家青睐，那就等于白写，活得就很没有面子；哪怕被评论家挑剔几句，也是一种重视。如果评论家确实靠小说家养活，也是应该养活或必须养活，这就像自然界里动植物共生现象，是有着赖以生存的相互关系。我在这里绝不是讽刺，实际上应该说是赞美。
问：你注重读者还是注重评论家？
答：注重读者会使你千方百计地把小说写得好看，你的书会逐渐走向畅销，你因此会得到丰厚的版税，也就是你能得到不少钱。注重评论家会使你不断地颠覆你原有的创作观念，你的小说会有突飞猛进地变化，你因此能在文坛上赢得赫赫名声，但你的书可能不会讨大多数读者的喜欢。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我更多的是注重读者。如果我的一篇作品引起评论家的关注，我会感到惊讶；如果我的作品在读者中叫响，我会感到惊喜。
问：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们对文学创作有益还是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