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临床表现是，只要见到女儿那明亮的眼睛，我就禁不住战栗，总对生命的明天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恐惧。现在已发展到只要看到任何一个孩子的眼睛，甚至是看到小猫和小狗的眼睛，也有这种胡乱的激动和恐惧。（笑声）我总认为激动和激愤，坦白和坦率，理想和梦想，热溜盈眶和欣喜若狂等，部属于非正常状态。有时我觉得，除了作家以外，其余大多数人实在是太正常了。（掌声）问：中国正处于阴盛阳衰的阶段，例如体育方面等，文坛上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你不这样认为吗？
答：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阴盛阳衰是永远也不存在的。尤其是体育方面，中国男人战胜不了外国男人，只能说是中国的阳不如外国的阳；中国的女人战胜外国的女人，也只能说是中国的阴比外国的阴强。中国男足踢不过外围男足，但踢中国女足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文学上也是这样，医学科学业已证明男女脑量的差别，这也许不是高低的差别，但至少男女在思维方式上有着微妙的差别，用我的话说男人是扇面思维，女人是线式思维。这在情感上表现得很充分，男人多浪漫，女人多专一，这必然要影响到创作。
所以，男人写的作品是男人式的，女人写出的作品只能是女人式的，严格地说无可比性。再不妨说男人是老虎，女人是凤凰。奔腾跳跃的力惑与翩翩起舞的美感，只能是各有千秋。（掌声）问：近来文坛上女作家很活跃，特别是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士作家×××，竞愤然地说过去是男人的文学，现在应该是女人的文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认为这是女作家在用感情看世界。严格地说我们过去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男人文学或女人文学，我们其实就没有人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只是在政治解放的感动中写所谓的伤痕和反思，其创作还没有完全摆脱神鬼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各种流派和主义犹如洪水猛兽般咆哮而来，使我们一贯自吹自擂地所谓中国文学，受到一次真正的文学甚至文化式的冲击，并大大地向前迈了一大步。
女作家渐渐多起来也就使她们觉得过去太委屈了，现在应该更多地占领文坛才能报仇雪恨。实际卜女作家多或是女作家当了主席和副主席，并非就是女人有了自己的文学和权利。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了全国一把手，还是要故意每个星期回家下厨炒几个菜，给丈夫一点女人的温馨。从来没听说哪个男首相找点时间回家做饭，给妻子一点男人的温馨。
如果说男权主义可恨，那么女权主义至少也可笑。两方的一些电影在女权主义的压力下，连做爱的镜头都得多表现女人在男人上面，这就是什么权主义的结果。（笑声）问：在我的想象中，作家都是白白的，瘦瘦的，嘴里叼着支香烟，而且还戴个眼镜。可你的块头这么威猛，实在是不像个作家！……答：我们的头脑简单得让人可笑，总愿说职业形象，工人就是健壮的，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的；农民就足老成的，土里土气的；干部就是严肃的，板板正正的；作家呢，就是刚刚说的白白的，瘦瘦的，而且还戴着个眼镜。
实际上有很多工人是瘦弱的，农民也有很多挺洋气，干部们的形象很多样化：傲慢的，谦虚的，满脸堆笑的，表情冰冷的，还有的又黑又瘦真像刚从山沟里来的。作家就更复杂了，有的像所谓的工人，有的像所谓的农民，有的还鬼头鬼脑的像二道贩子。（笑声）如果作家们开大会，你肯定会感觉这是乡镇企业的干部们在开会。作家的形象尽管很复杂很生动，但像你们所说的白白的，瘦瘦的，而且还戴着眼镜的却最少，我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占全部作家形象的百分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愚蠢的形象观，恰恰是作家们给造成的，他们写了几十年，无产阶级满脸放红光，浑身冒火星；资产阶级脑满肠肥，丑恶嘴脸；小资产阶级瘦弱苍白，唯唯诺诺。这种阶级形象的副作用是，当一个领导要是面孔不太好看时，大家就会说，这哪像个领导，简直就是个特务！（笑声）问：从表面看上击，你是个很能抽烟喝酒的人，可据说你绝对不吸烟，而且滴酒不沾。你是从来没喝过没抽过，还是半路上改邪归正？
答：我长丁个犯错误的样子，但我确实什么错误也不犯。（笑声）不过，我还挺羡慕抽烟喝酒的人，正像人们说的，抽烟喝酒是口头福，男人不抽不喝不像个男子汉。所以，我曾下定决心，奋发图强地学过抽烟喝酒，但怎么学也学不会，特别是喝酒，我绝对觉得这是喝敌敌畏。到公安局挂职上任第一天，热情的警官们在欢迎会上非说我会喝酒，我也只好拼死搏，结果一小杯白酒下肚就被放倒，吓得大家差点儿把我抬到医院抢救。看来我不但没有口头福，连个男人都不像了。（笑声）问：作家还有不吸烟的吗？苦苦构思之时，抽支烟会显得深沉和凝重，否则，干坐在那里构思不会枯竭吗？
答：李白和杜甫就没抽过烟，曹雪芹、罗贯中和施乃庵大概也不会抽烟，但好像并没有影响他们当作家。
问：李白尽管不抽烟，但却能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你不喝酒能写出东西吗？
答：幸亏李白愿喝酒，要是李白愿喝凉水，我们还得跟着拉肚子了！（笑声）我不否认酒精能给诗人带来兴奋和灵感，但从医学科学上讲这是一时的刺激，从长远的观点看，酒精最终是给人带来害处。李白倘若不喝那么多的酒，大概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也不会斗洒诗百篇，可能是诗千篇乃至诗万篇。全世界所有的诗人还没有像李白写得这样少的，我想，主要是他们都没有李白这么大的酒量吧？
文化“经济”学
问：歌星出场吼几嗓子，就能拿几万乃至上百万元的出场费，你们当作家的吭哧吭哧写几十万字，却得不到几个稿酬，甚至还得自费出书，时此你心态平衡吗？
答：我的心态很平衡，因为不公平的事实在太多，挣钱的不公平只是其中的一件事，但无论怎样，我也是泰然处之。我绝不是故作高超状，也不是故意说违心的话，因为我经常想到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歌星出来吼几嗓子就能挣数万元钱，这钱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二不是国家拨款，而是从广大歌迷的票房收入拿出来的，你有什么办法？尽管有人说作家这么艺术，那么深刻，可人家就是不买你的书，就是愿听歌星吼叫，细想想只能是惭愧，谁叫你的书写不到歌星吼叫那样迷人了！再细细地想想，歌星拼命地挣钱也可以理解，他们一般都是吃青春饭的，吼叫几年就完了，一茬茬更能吼叫的后来者很快就会把他们挤下台。所以，他们吼叫时无论拿多少钱都不觉得多，总觉得有危机，总觉得要完蛋，总要挖空心思地包装自己，表现自己，挣扎着多吼一年是一年。可作家就不同了，他可以长久地活在读者中间，而且越老越有阅历，越有经验，越有生活，越能写出好作品来。一个疯狂的短暂，一个平静的长久，也是一种平衡吧。
问：听说有不少作家都下海，你为什幺不下海？
答：所谓下海，意思就是经商。经商其实和写作一样是一种技能，也就是说你得有经商的细胞，不是哪个人都能干的。另外，我十分讨厌运动式的生活。过去我们搞所谓革命时，全国都是造反派和造反司令；现在我们搞经济，全国又都是经理和董事长。穷疯了的作家见别人下海发了大财，也不顾死活地往海里跳，结果淹死了百分之九十五可能还多一些。我还哪敢下海！（笑声）问：邓老师，提倡文学作品走向市场，意味着文学作品的商业化，使作家不得不考虑大众口味，这不仅扼制了作家的自由想象和个性发挥，还导致创作走向媚俗，这对文学发展是否有利？
答：市场经济大潮的浪花涌到作家的书桌上，也就是小说也要像鲜鱼活虾一样放到秤盘上卖钱了。这对吃惯了大锅饭，当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中国作家来说，是值得庆幸的悲哀。全世界所有伟大的作家，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雨果等文学大师，全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我们还怕什么？前些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马尔克斯．其作品《百年孤独》令读者趋之若鹜，使他大赚了一批版税钱，我想这更会激发创作热情的。真正检验作品质量和推动创作潮流的不是评论家，更不是官员，而是读者。中国四部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红楼梦》的问世，大概不会是评论家的指点和朝廷官员提携出来的，而是对应着中国读者广大的阅读空间和审美需求。难道我们今天的读者还不如明清时代的读者吗？读者是海洋，而作家是鱼。是先有海后有鱼的。所以我认定不是有什么样的作家才有什么样的读者，而是有什么样的读者才会有什么样的作家。
问：有些作家宣称他是为了写作而生存，有些作家却是为生存而写作；前者是否神圣，后者是否太俗？你属于前者还是后者？
答：坦白交待，我就是属于太俗的后者。我首先是活着，而且必须活得像个活着的样子，然后才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和乐趣，也就是说我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但有的人竟然活着只是为了写作，把写作当作生命来珍视，没有写作事业他就会活不下去，这实在是太可敬了。尽管可敬，但我个人认为，这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一个人没有生活的情趣，或是他的生存内容就是写作，他还能写出什么？从写作到写作决不会有作品产生。实际上我们有些作家往往会很笨拙的矫情，总愿说把青春献给什么什么，把生命献给什么什么等豪言壮语。可我总认定，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他什么也干不好。生活的事实证明，不把生命当回事的人几乎没有，尤其是作家。因为我们曾有过绝对不让你写作的时代，但我还没看见过仅仅不让写作就活不下去的作家。当然，在那个年代也有自杀的作家，但死因比让不让写作要复杂多了。
问：请简捷地谈一下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好吗？
答：没有经济的腾飞，也不会有文学的腾飞。世界上所有的经典作品，都是与当时的经济繁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会相信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能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吗？也许你会用经济落后的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来质疑我。这其实很简单，殖民主义使拉丁美洲接受了大量的外来文化，那里的作家用多国语言写作，读者会用多国语言读书，远比我们亚洲多。殖民文化无疑也会带来世界文化，这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大改变。如果一个封闭的和贫穷的拉丁美洲能产生马尔克斯，能产生《百年孤独》，我认定这是天方夜谭。为此，我也认定我们落后的经济不会产生世界级文学作品。这就像不能指望经济落后会产生开明政治一样，也不能指望我们的文学会有奇迹产生。
问：你写过一篇文章叫《小说放到秤盘上》，你为什幺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样惧怕市场经济呢？
答：只要你还长着两个眼珠子，就会看到全世界所有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国外早一点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等；后来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直到海明威、马尔克斯等，而没有一个是在计划经济中产生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一些人却瞪着两眼说傻话：什么要顶得住，要保持文学心态，要甘于寂寞……好像文学与生活与经济是两回事儿，好像我们过去计划经济是文学美好的时代，真是愚蠢透顶！
问：看起采你对于文学进入市场经济举双手欢迎，你认为经济能刺激文学的发展吗？
答：我并非说市场经济是万能的，但在三十多年从不讲经济的中国，首当其冲地是要补上市场经济这一课。我所说的市场经济不是专指用金钱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刺激，而是市场经济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刺激，使人们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来个大变革，这种变革也会不由自主地带来政治上的变革。经济的活跃，才能有生活的活跃，也就更有鲜活的故事，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理，并为此爆发创作激情。
前些年，每个时期的创作内容都是雷同的，所有的作家都在写一件事，只是人物的名字和场景变化一下而已。现在你再打开报刊看看，那真是千奇百怪而又千姿百态，五花八门而又五彩缤纷。有些人误以为这是政治的解放，其实我们的政治解放远远不够，主要原因还是市场经济开始起作用了。
问：在你写每一部作品时，是否考虑过追求更大的商业价值？
答：写小说时我从来没考虑到商业价值，但写幽默散文时我却认真地考虑到读者的审美趣味，尽量以我的幽默和深刻让可爱并可恨的读者掏腰包买我的书。这也就是你所说的追求商业价值吧。
问：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因为有了丰厚的稿酬，“来了朋友，大手一挥，咱到饭店吃饭去”，你因为写作而开始富裕吗？
答：俗话说：穷文富武。所以靠写小说富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然，也有个别靠写作发财的作家，但那是百万分之一的幸运者，不能作为写小说就能致富的理由。不过，给报刊杂志写些小文章，却会经常地接到百十块稿费，这比起在工厂或田地里忙碌的劳动者来说，简直就是富翁了。于是就觉得挺从容，于是就大手一挥——但大手一挥，到的不是大饭店，而是小饭店。
问：商潮滚滚，文学又不景气，作家应该怎么做？
答：首先，我不认为文学不景气。只是过去我们不讲经济，也没有商潮，所以显得文学挺景气。但从那时以来的所有作家，无论写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更上一层乃至几层楼了，只不过是突然爆发起来的商潮滚滚，把文学压得没气了。所以，作家就更应该奋战不止，在滚滚的商潮中拼力地挺起脑袋，让人们看到文学还在喘气儿。
问：你认为梁凤仪“丈人加商人”，文商集于一身值得推崇吗？
答：文学往往是产生于忧伤和痛苦的心灵，我不相信正在发大财的商人会拿起笔来爬格子。所以，我有一个毫无根据却又坚定不移的感觉：只要是哪个经商的商人搞起文学来，那就是他在商业上遇到挫折或是失败了。因此，我对在商业上很得意的梁凤仪能耐烦写小说甚感惊讶。这恐怕是极个别或极特殊的现象，谈不上推崇。
问：你是否认为文人和商人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
答：文人与商人绝对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文人是以情感为重，商人是以智慧为本。当然，商人的商品在顾客身上卖钱，文人的作品在读者身上卖钱，从市场角度看起来是一回事，但从本质上分析，文人付出的是心灵，商人更多的是头脑。有时，文人用尽情感写出的杰作一分钱也卖不出去，商人却能机智地炒作把臭作品卖出大价钱，这就是文人与商人之间的天差地别。中国有句老话：隔行不隔理；但还有句更老的话：隔行如隔山。
文学“性”
问：你看了贾平凹的《废都》了吗？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请直说！
答：我当然看过贾平凹的《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