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搞科学管理，不搞法制，只能是使人们在各种运动中练得头脑过于灵活，嘴巴过于精巧而已。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传达文件让他们讲艰苦，他们立即就能讲出他们如何如何艰苦，艰苦得简直就在饥寒交迫之中，艰苦得都能使你落泪；如果文件要他们讲幸福，他们嘴巴一变，就能讲出他们幸福得彩电冰箱空调一大堆，人均增长多少多少钱，已经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了。（笑声）这种弄虚作假本来是不断搞运动造成的，却又用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弄虚作假，这就使我们的弄虚作假发展到极至。
我不认为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趋向表扬与自我表扬，而是我们现在毕竟改革了，运动这种一阵风的形式对人们渐渐失去了权威性，也使人们感到腻烦了。于是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你要这样，我偏要那样的黑色幽默。
问：如果在“文革”时你不是一个“狗崽子”，而是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你会不会成为一个造反派？
答：我肯定会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你想想当时是多么热火朝天的时代，所有的口号都那样的激动人心，所有的理想都那样的光辉灿烂，当国家成为政治欺骗的主谋时，谁也难逃法网的。哪一个有热血的想进步的青年会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呢？
问：我是“文革”以后出生的青年，从我学到的知识来看，“文革”是“四人帮”搞的，“四人帮”能代表国家吗？
答：“四人帮”是以后的说法，当时号召你造反的就是党中央，就是国家最高领导。最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都戴着“红卫兵”的造反派袖标，你还能怎样呢？如果说一个掌管最高权力的，洞察一切的英明领袖也能被“四人帮”欺骗卜年之久，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太荒唐也太可笑了！
问：从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性文章来看，人们对“文革”恨透了也伤透了心，给我的印象是，几乎是一声令下，人们就把平日里朝夕相处的领导打翻在地，甚至活活折磨而死，这种招之即来的凶狠使我很难理解。你能理解吗？
答：老干部们在“文革”当中确实吃苦受罪倒了大霉，但要说这种冤屈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并不以为然。从表象来看，“文革”似乎是平地一声雷就爆发起来的，实际上这个大灾难是有着无数个小灾难垫底，才会走向疯狂的高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种运动，把人们打成右派，打成右倾，打成反革命，砸碎饭锅大炼钢，逼着老百姓排队吃大食堂，最终把全国人民带进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坦率地说，“文革”之前，我们的干部远不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老百姓是有一肚子气的。所以，“文革”的炮声一响，就能迅速地调动干百万人的仇恨。总觉得“文革”之前是风调雨顺相亲相爱的年月，这是人们不自觉的误区。
问：“文革”是最压制文化的时代，据说你在“文革”期间读的书最多，为什么？
答：“文革”期间是我读书的大好机会，因为城市到处响着武斗的枪炮声，你就不用去上班工作了。另外，几乎所有的业余爱好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所以你惟一的能力就是看书。实际上看书是更可怕的爱好，因为几乎所有的书都被打成反动的书。但当时所谓不反动的书全是枯燥无味的假话，你无论怎样下定决心都看不下去，所以你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看“反动”的书。我们有妙法，就是用“革命书”的封面套在“反动书”的上面，你就可以大看特看。更妙的是报刊上不断地批判什么书，这简直就像做读书广告似的。因为根据经验，越是老百姓愿看的，越是有意思的书，上面就越批什么书．所以，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批判动向，只要看到一本被批的书名，就赶紧去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大家都是这种阅读心理，因此每个读书人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寻找和交换各种书比现在还容易。
生活杂谈
问：你是球迷吗？
答：我曾经是球迷，但现在不是了。因为我迷了多少年后，渐渐地觉得不太合算，整天叫喊得嗓子冒烟，激动得心跳一百八十下；有时为了看一场球赛，工作不干了，孩子也忘在托儿所里不接了，还自己搭上车钱和门票钱，自己花钱买红布写标语，甚至还得同妻子吵上一架。结果呢，我所有狂热的希望全都付之东流。
突然的一天，就像上帝用智慧的手指在我的脑门上弹了一下，我大梦初醒，觉得我这是中邪了吗？世界上难道除了足球就没有别的吗？我们的足球就是踢遍天下无敌手，工人就不下岗了吗，经济就会腾飞了吗？住房问题，失学问题，假冒伪劣等等问题就解决了吗？当年我们有一阵子乒乓球打遍全世界，结果丝毫也没改变当年残酷的生活，反面使那种残酷更有了存在的理由。
当然，也许我老了，热血不再沸腾了，脑海不再翻浪花了，所以，也就冷静下来。人一冷静，理智就占了上风，就不会再进入非理性的球迷状态。
问：你说球迷是非理性状态．是贬意还是褒意？
答：这并不存在贬和褒的意思，不用说球迷，所有的什么迷都是非理性。一个人要进入非理性不是件容易事，不是你想进入就能进入，而是一种情不自禁，一种疯狂的忘我。实际上成为真正的球迷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你必须从生理、心理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热爱足球事业，你必须不计任何个人得失，即使你只挣几百元工资，还要省吃俭用，有时还得忍饥挨饿，但却能全心全意地为那些挣几十万元的足球富翁们鼓掌打气。这种狂热在局外人看来是疯子是傻瓜是神经病患者的状态。只能用非理性才能解释才能支撑。如果你的理性很强，你就会严格地计算你行为的得失，你会痛惜你每一分钟的光和热，当球迷如此地不合算，你能干吗？
问：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冲向世界？
答：既然我不是个真正和虔诚的球迷，对中国的足球就缺少那种深入骨髓般的了解，他们什么时候能冲向世界，我就不敢说了。如果非要我说，那我就直说几句，我们中国要想冲向世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早该冲出的都没冲出去，足球冲不冲出去有什么意义！（掌声）问：什么是幸福？
答：有人说幸福是发财，有人说幸福是爱情，有人说幸福是升官，有人说幸福是感觉。幸福往往像海平线，无论你怎么努力追赶也追赶不到；可当你回过头来，却发现，你后面竟然也是海平线。这就是说，你已经幸福过了。这就像一个诗人说的，人和幸福就是鱼和水的关系，等到鱼被钓到岸上晒成了鱼干，它就知道水的幸福滋味了。
因此，幸福其实是很抽象的，它像影子一样时时刻刻地伴随着你，你却只能是在回忆里品尝，或是在想象中遥望。如果此时此刻你切切实实能感觉到你幸福，这不是奇妙就是奇怪，很可能是你的脑袋出了毛病。一个人要是时时刻刻感到自己幸福，绝不会再有前进的动力和创造力；一个作家要是能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也绝对地写不出可以称作是作品的东西。（掌声）问：我们的新闻媒体，为了报导经济发展和前进，不断地选出一些代表人物出来唱赞歌，说现在的生活多么多么的幸福，你以为这是幸福还是宣传？
答：任何一个拍着胸脯说自己很幸福的人，从旁观者看来都是很滑稽的。奇怪的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却乐此不疲，经常搞这样肤浅的宣传花样，找几个代表人物说自己活得多么多么的幸福。这不但让我们自己感到可笑，可能更让外国人感到可笑甚至可悲。这种拙劣的宣传方式我们用了半个世纪，土改时我们用这种方式宣传我们多么多么幸福，人民公社时我们用这种方式宣传我们多么多么幸福，“文革”时我们干脆就狂喊我们是更更幸福和最最幸福。其结果呢，我们不但是一穷二白，而且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说我们离幸福还挺遥远。可是看看人家富裕的国家，尽管人们活得很幸福，但没一个人在电视和报刊上说我活得多么多么幸福，反而更多的是指责生活的不足。因此，人家就越来越富。
问：邓先生，中国有句老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你认为这是一个人思想的升华还是僵化？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奇妙，你可以回答是升华，也可以回答是僵化。因为一个人经历得多，才能见识广。为此他就会知道什么是阴险，什么是狡猾，什么是口是心非，什么是笑里藏刀，就很难再被欺骗和愚弄。过去喊着美好的口号搞的各种害人害社会的运动，大都是年轻人一马当先，或批判或造反，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结果沦为政治的炮灰，下场很惨。但老人却绝大多数不上这个当，所以，一般阴谋家都愿意利用年轻人，他们知道年轻人头脑简单，非常好骗。
成熟就是件好事吗？成熟的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经验主义，这就使他对事物的看法变得很顽固。三十而立标志着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这样，而立之年以后的先进东西就很难进来；四十而不惑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对所有的事物都怀疑，都不动声色；五十知天命更是刀枪不入的高手，他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既不兴奋也不悲哀，既不勇敢也不胆怯，反正一切自有定数，像漂在水上的一块木头，悠然自得随波逐流。社会上如果全是这样成熟的木头，历史就不会前进了。
问：希望你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老人和年轻人的思雏特点，可以吗？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老祖宗从远古的时候就开始总结，而且还留下了一些很精彩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两句：年轻人总是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老年人总是怀疑许多真的东西。我想这两句话足够我们用几个世纪，用不着我在这儿概括什么了。
问：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凶恶的邻居怎幺办？
答：这个问题几乎就不像是一个问题，但细细想起来，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有邻居。（笑声）你走路时撞见一个凶恶的人，你可以和他打架，打赢打不赢都没啥问题．你以后很少能再撞见他甚至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但邻居就不行了，只要是有了纠纷，那你就算是倒了大霉，无论你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永无宁日。所以，你的邻居无论怎样凶恶，你最好是不惹他。
但他要是凶恶到你不惹他，他也不让你安生，那你就来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是进法庭打官司，或是图穷匕首见，与他大打一场。但不管打赢打输，你都得赶快搬走，搬得越远越好。（笑声）问：我们经常嘁“理解万岁”这个口号，你也认为理解确实万岁吗？
答：我认为一个文化层次低的人不会有宽容的理解，我认为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才喋喋不休地强调理解，所以，我看到为数众多的人都在喊“理解万岁”，往往感到有些滑稽还有点悲哀。（掌声）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理解是最无用的东西，如果我要是乞求理解，今天我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还会被人当作傻子来嘲笑。
问：你认为精神重要还是思想重要？
答：如果这两种东西能分得开的话，我认为思想比精神重要。无论正确与不正确的思想，都能使你坚定不移地向前走你要走的路，无论幸福还是痛苦你都心甘情愿。但精神却没这个力量，他可能促使你干你不想干的坏事。比如说勇敢的精神，或是勇往直前的精神，听起来铿锵作响，觉得正确无比。但这是个极没有原则的东西。你要是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你越是有勇敢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就越是侵略别的国家，越是杀害和平的人民；比如说勤劳或勤奋的精神，在当年瞎指挥的极左年代，你越是有勤劳勤奋的精神，你就越是大建土高炉，九炼废钢铁，实际上是勤奋地搞大破坏。如果当年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精神，争天改革也不会这么艰难了。（掌声）问：假如你不是出生在城市，而是出生在穷山沟里，你会不会感到这个世界不公平？
答：刚刚出生的几年我不会对生我的山沟产生什么恨，反而有山有树有草会使我有诸多童趣。但长大以后，我会知道我是农村户口，是个没有工资的农民，是个不能在城里居住的倒霉蛋。我要为“农转非”而奋斗，为进城而拼搏；我就知道我一生下来就面对不公平，就像长在阴沟里的树，要想方设法地挪到向阳坡上。过去，你只要是个农民，你就注定“农”一辈子。你就是进城当一百年工人，人家也叫你民工。
不过，上帝还是有着深沉的公平，一个在农村长大，再到城里闯事业的人，那就不可估量了，他凭着最底层生存的精明，会迅速地学习和掌握知识，实际上是会迅速地应用知识。他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对付，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怎么来驾驭。不信你看所有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小城市洋城市土城市，当官的几乎全是先土后洋的人来担任。（笑声、掌声）问：你喜欢看“东方时空”里的“焦点访谈”节目吗？
答：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看“焦点访谈”，因为这个节目敢大胆地揭露社会上的黑暗和不公平，使观众看了解气解恨。但坦率地说，这种新闻“包公”实际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有正在发生着的不公平事件，都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并非是哪个人的思想道德问题所致，而是体制的产物。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管理体制下，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包公式访谈，无论多么努力，也只能像在牛身上一根根拔毛，这边的毛还没等拔完，那边的毛早就长出来了．只能使人更感到悲哀。所以，我不怎么看这个节目。
问：我楼上的邻居是个十足的坏蛋，每天晚上都把地板踩得咚咚响，让我很难A睡，关键是我脑神经不好，这就更惨了。我曾心平气和地上去说过几次，但他们还是照样踩得“咚咚”响。真把我气坏了，有时气得我真想冲上去与那个坏蛋邻居大打一场，至少是痛骂他一顿。否则我就会被这个坏蛋活活折腾死！
答：你千万不要冲上去和邻居打架，那更会要你的命，你想想，你要是打不过人家，反倒被人家痛打一顿，多不合算，这样你就是能睡着觉，也会疼痛得睡不着。反之，你要是能打过人家，那更不得安宁，你把人家打痛了，人家当然不甘罢休，这就造成你每天都得神经紧张地预防人家报复，甚至还要做好到法院打官司的准备。另外，从此你头上的楼板不是踩得“咚咚”响，而是会像打雷一样变得“轰轰”响了。
所以，我帮你想了三种解决办法：一、你要是有能力，最好搬家。当然，搬家不是件容易事，那你就采取第二个办法，买个耳塞子，据说有美国进口的耳塞子，隔音质量最好。如果你戴耳塞子不舒服，就采取最后一种办法，再次心平气和地到邻居家，告诉他们你实在是受不了声音的干扰，为了不再有声音，你就说给他们家买块地毯，他们大概就会不好意思了。如果他们同意你给他们买地毯，那我也只得投降了，因为你这家邻居确实是坏蛋，而且是全世界最坏的坏蛋。（笑声）问：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你参与的节目，很羡慕您的幽默机智和镇定自若。我这个人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就是没有口才，不会说话，属于那种煮饺子的茶壶，肚里有却倒不出来，请问邓老师，我怎样才能把我这该死的“茶壶嘴”打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