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望望她的七八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这容易吗？
我想起张沛添在1982年9月的全国农垦经济学会上，临时发了个言，没有准备，滔滔两个小时，征服全场。大家向他要讲稿，没有。大家强烈要求他再讲一遍，于是他讲，别人录音。复制后与会代表一人一套录音带。1983年，张沛添的论文《全面质量管理和企业素质》在省质量管理协会的年会上得了第一。
“居安思危！”有一次张沛添对我说，“现在那么多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我们原有的优势人家也有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职工中有意识地灌输危机感。竞争激烈啊！”
“不过，我来了这些天就发现你又瘦了些。”我说，“你们也不能搞得太累啦！你们除了睡觉，连吃饭也在洽谈、在工作啊！”
“人不这样拼不行，我们厂的头，睡觉也要睁着一只眼睛！”
信誉的力量
1984年7月30日，广州电台播了两大新闻，一是许海峰拿下了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二是陈科健不去美国而去白云山了。
陈科健是个很好的翻译，去美国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了，突然掉头来了白云山，完全是受了徐垠的感染。
徐垠几十年在上海生活、工作，来白云山是受梅放的感染。
虽然，梅放还没正式调来，就死了……
去年苏建生去上海时发现了梅放这个人才，鼓动他调到白云山。今年1月，调令下来了，梅放正要办调动手续，他的癌症复发了。他所在的上海药物研究所打长途给贝兆汉，说既然这样，手续别办了，让梅放留在上海吧，我们不能让你们背包袱。贝兆汉说：梅放身体好的时候，我们想依靠他发挥专长；现在他身体不行了，我们要承担起治疗、护理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
当然，会有人劝贝兆汉的：“贝仔！梅放是癌症复发，住院、看病一大笔钱，还有……抚恤金……”贝兆汉一愣，他这个一脑门生意经的人没有算过这笔账，不会算这笔账，根本不想算这个账，简直惊讶怎么有人会去算这笔账？！
贝兆汉总算缓过劲儿来了，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困难地吐出一个个字：“古人尚知千金买千里马的尸骨，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
梅放住进了广州的南方医院。凡是医院里没有的、欠缺的药啊，血浆啊，只要说一声，白云山人就四出设法，第二天准送到大夫手里。更不用说厂里专门派出几个人护理病人了。南方医院的人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好的单位！
梅放临终，贝兆汉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叫梅放的两个女儿立即赶来。
梅放的妻子徐垠急急地对贝兆汉说：不不，梅放不是早就说好了的，一切从简！
“我让孩子们赶来不是为了梅放，”贝兆汉厚厚的嘴唇颤动着，“是为了你，孩子们的路费厂里包了。”
与此同时，徐垠的屋里，玻璃瓶里插上了鲜花，地上搬来了十来盆鲜花，墙上挂起了大本的1984年的挂历，冰箱里装满了鱼呀肉的。这一切，是霍梳带着几个白云山人干的。“这屋里太凄凉了。”霍梳不知怎样才能弥合徐垠心灵上的创伤，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笨拙，那么无能！
“这些领导的心都那么善，而且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徐垠对我说——她留在了白云山。
她一个人住着两间一套的两个单元。因为原来这是给梅放和她的。梅放故世了，房子还是给她保留着吧。她还有两个在上海读书的女儿呢。一个准备大学毕业后就考研究生，一个已经考上了研究生。
“职工子弟凡是考上研究生的，每个研究生一次性补助三百元，以后每月发助学金九十元。”贝兆汉发布了奖学条例，“凡考上大学的，发二百元奖金，每月发奖学金七十元；凡考上高中的，发奖金一百元；凡考上初中的，发奖金五十元。无论大、中、小学生。凡评上三好学生的，每次发奖金五十元。”
当然，这是为了鼓励下一代进取。不过徐垠还有一层她个人的理解。“你知道吗？”她对我说，“我们厂的子女考上研究生的就我大女儿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贝兆汉是怕我一个人负担两个女儿攻读，经济有困难，才想起订这个奖学条例的。因为他想给我生活补助，我说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觉得，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既帮助了我，又使我没什么说的。”
徐垠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她向她的同事们、同行们、朋友们说白云山，夸白云山，“到我们白云山来吧！”
来了，来了！来协作的，来谈判的，调来工作的。白云山正急着要一个翻译，眼看瑞士专家就要来谈伏碘生意了，一般的翻译不太懂医学的专门名词。好了，徐垠把陈科健拉来了，调来了！一口漂亮的英语，又懂医学，这样的人才哪儿找去！
不用找，各种人才正源源投奔白云山！全国各种报纸刊登了《开展学习梅放先进事迹活动》、《梅放未竟事业，妻子徐垠完成》等报道后，全国各地天天都有人写信到白云山自荐。今年已经调进了五十个助工以上的科技人员。但是每天平均还有十来封自荐信……
信誉的力量呵！
做人的工作，和做生意一样，信誉第一。白云山做生意时实行“五包”——商品在途中的损耗、库存时的损失、退货的损失、淘汰的损失和因为降价带来的损失，一律由厂方赔退。买方的心理压力去除了，自然竞相拥向白云山订购。而人们眼见这里科技人员的种种顾虑打消了，自然也拥向白云山。
“你来看，”徐垠让我看她满屋的鲜花，“自然界是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也要百花齐放。我们厂领导能容各种人，这里的职工都说贝兆汉应该每月拿一千元工资！”
成功的秘诀
我应该回北京了。但是我还没和贝兆汉谈谈话呢——我是指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他的周围总是人，人，人！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好歹约好他这个下午和我谈。他的讲话自然成文，我只需实录在这里即可。至于我当时的感触，就摘要写在括号里了——
……你要我讲用人的问题？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相当于一个社会，也相当于一个舞台。在企业这个舞台，也需要各种角色，各种有个性、有特点的角色。如果只有一个角色，或是只有一种个性，这台戏肯定演不好！
我们应该让各人的特长都表现出来。不过每个人有好的特性，也会有不好的特性。这，也应该允许存在。要让大家觉得这个企业能容纳他们的个性，那么大家就不会有压抑感，就会心情舒畅。
人都有缺点，也都会有过错。有的领导只能容纳一种个性，有的领导对人采取惩罚主义。谁有一点过失，就不允许别人改正。可是人家还要工作啊，还想为国家出力啊。你不允许人家改正，不就等于不允许人家再为国家出力了啊！一来就强调斗争，一斗争就不要人性。把人性啊，良心啊，人道啊，反正把这些美丽的词汇全送给了外国资产阶级！（然后就和外部世界对立起来？）
“左”的东西一出来，谁也不敢反对。譬如吃“忆苦饭”，明明不好吃，吃不下，可是谁敢说？都得说好吃，吃得下！既然好吃，那我们还干社会主义干什么？应该叫大家说不好吃。
但是大家不敢讲，因为从来“右是立场问题”（何况“左”的组织路线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接班人）。我们每次运动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还有那百分之五是不去团结的，是打击对象。由于每一次都是百分之九十五，每一次都剩下百分之五。一个百分之五，又一个百分之五的，好人就愈来愈少了。我们现在落实政策，最根本的就是要落实这些百分之五。如果老是看着百分之九十五，这叫什么落实政策？那些百分之五，你要是光整他们，不信任他们，你怎么能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怎么能叫他对你有感情？
我们有个叫杨晋显的工程师。工作很有才能，但是偷渡没有天才。他偷渡了几十次老给抓回来。他是因为资本家出身老受冲击，在“文革”时走投无路才偷渡的。1980年我把他请到白云山后就叫他带队去南京搞试验。他说，我行吗？可悲啊！把人搞得连自己也不相信了！他主持研制成功尿蛋白、尿糖和隐血试纸，获得几项科技奖。去年我们给他办好了去港的手续。这次是他不愿去了。他说：士为知己者死，生为药厂人，死为药厂魂！
他重新相信了共产党。
一个人，总是有各种需要的。如果连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得不到，你怎么叫他爱国？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不是靠说，而是靠做，来改变自己的形象的。
但是以前做领导的，往往疏远“落后分子”，否则就是立场不稳啊，旗帜不鲜明啊。（自己怕犯错误，不敢把人从错误中搀扶起来；甚至因为自己怕犯错误，把别人打成有错误的“落后分子”！这是一种比资本剥削更没有边际的权力剥削！再也不能使有些人成为某些人满足私欲的工具了！）我收罗了不少原单位看不上的、筛选下来的“落后分子”，用我们广东话叫“老底层”。可是原单位反而指责我：我们不要的人，你们怎么可以重用？
共产党能容纳的人怎么愈来愈少了？用一个“落后分子”要被指责，办糟一个企业倒用不着担责任，真是本末倒置！一天到晚的怕用错了人，怕“右”了，怕出问题！结果呢，搞政治搞了那么多年，搞运动搞了那么多年，不是不断地出问题吗？
那些年，很多人都不顺利，很多人经历了逆境。在逆境中走过来的人，最有能耐。事业的挫折，激发了他们对知识的追求；艰难的过去，促使他们今天奋发向上；道路的坎坷，锻炼了他们的应变能力；人生的艰辛，使他们最容易感受到党的温暖。这样的人，弹性大，事业心强。一旦有机会发挥才能，这个能量是了不得的。我们搞供销的这些同志。我们请来的一些科技人员就是这样！我们白云山厂，可以说就是靠“老底层”的人干起来的、发达起来的！（还有没有人继续在压制、甚至制造“老底层”，并且从中获得快感和权欲的满足？）
我以前也是个普通群众。我也受过挫折，也被领导误解过，我也委屈过。后来有一个领导很体谅我。我的心啊，豁然开朗了。现在我自己做领导了，我就常常想，如果我是一个职工我会怎么怎么样。过去我要找领导，往往心跳很多次，决心下了很多次才去找的。现在别人来找我，我知道他们不少人也是斗争了很多次——找，还是不找？不是十分必要的话，他们也不会为了个人的事来找我。所以我能解决的，总要想法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一个药剂师到我家里来谈工作。从傍晚一直谈到深夜。临告辞了，才非常为难地提出一个生活方面的小小的要求。唉，我们的知识分子是很能承受生活的艰难的，他们是不会轻易启齿的。我们得尽可能为他们想周到了才行啊！
帮助别人，不应该给对方发现你在帮助他。做思想工作也一样。以前搞“一对红”，就是说你不行，我行，我来帮助你，我来教育你，我来提高你。这样，对方首先就反感、就警惕。也许他会碍于你的面子应付你，但不会亲近你。
我们首先得信任人，首先得用人，才能改造人，帮助人，我们的党才有希望！以前在人的问题上，人家说我阶级观点模糊，没有政策水平，说我离经叛道，不正统。我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基于我的这种观念。我们在理论上，在观念上，还要拨乱反正啊！
有的人说我对人太宽，有的人怕我在用人问题上出错。我想，我现在这么干，我良心过得去。我要使大家在白云山看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至于其他，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哪天我老了，我离开白云山了，白云山人说当年贝仔在的时候做了不少好事，这就行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今天，能勇敢地向旧观念挑战的，能把人们从多少年的“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真堪称英雄！未必献出了生命的才是英雄。带着人们走富国利民的道路的，用经济实力促进我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就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
英雄啊，贝兆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