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创作运动最主要的特征简单归纳为一句话——“两类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所谓“两类作家”即出身军人家庭的一类和出身农民家庭的一类。前者的主要人物有朱苏进、刘亚洲、乔良、钱钢、简嘉以及大部分军队女作家；后者的主要人物有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周大新等。
所谓“三条战线”，一是开辟于八十年代初期的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的“当代战争”线（亦即“南线”）；二是开辟于八十年代中期的以《红高粱》为代表的“历史战争”线；三是贯穿于其闻的以朱苏进的《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为代表的“当代和平军人生活”线。
这种概括对于整个新时期军旅文学来说当然还很不全面（譬如说还有老作家如徐怀中的短篇创作、黎汝清的长篇创作，以及一些“非两类”作家的优秀创作等等），但是它至少概括了最活跃的一部分，或者说以此为框架，形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这种基本格局成形于1986年，同时也差不多就停止于1986年，而到了1988年则开始瓦解。“瓦解”在作家队伍和创作题材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就前者而言，由于一部分作家从“喷发期”转入蓄势阶段，以及“军人出身”的作家队伍的后继无人，“两类”作家（唱主角）的格局被打破；就后者而言，由于“南线”战局的狭小和历史风云的远逝，都从客观上局限了作家们的微观感受与宏观把握，因此“当代战争”和“历史战争”两条战线呈现萎缩。并由此宣告新时期军旅文学全面进入低潮。
1988年以后，军旅文学在一种既不热闹也无格局的散漫而沉寂的状态下缓缓行进。到了1990年，情势开始有了转机，或者说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它具体表征为三个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新动向。
一是对当前军人生活的正面切入与拓展。虽然长期以来朱苏进在反映当代和平军人生活方面雄鸡独唱式地作了很多出色表演，但严格说来，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文革”一时期的“当代军人”，而真正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军人形象不仅在他笔下甚或在整个军旅文学创作中也颇为少见。这也从整体上造成了军旅文学的失衡。1990年始，以广州军区的“特区军旅文学”的旗号为标志，相当多的军队作家开始直接切入了经济变革与商品运动背景中的当代军人心态与军队现实生活，从中去感受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我军现代进程的相互激荡，企图通过塑造行进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当代军人形象，来参与我军重大历史转型期中全新的军人人格人性意识和文化文明品格的重建工程。只需翻检一下近二年的《解放军文艺》、《昆仑》、《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便可强烈地嗅到当代军队生活和军人气息。也许迄今为止还没有产生典型意义上的代表作品，但这个努力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是代表未来的，最有可能为军旅文学走出当前的困境提供一个转机。
二是一批军旅文学新人开始崭露头角。如果说第一点是对军人生活层面的横的开拓与进展的话，那么，这第二点则不妨从纵的角度看，即新人的成长是对军旅文学创作队伍的更新与补充。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后一点也许更有意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批年龄在25-30岁左右的新秀有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可参见《解放军文艺》专为他们开辟的“90方队”专栏）。他们不仅为当前较为沉闷的军旅文学现状点缀了片片生意盎然的新风景，而且更为未来的军旅文学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活力，他们的作品也许还不够成熟与老道，但普遍让人感到一种当代士兵青春气息的弥漫，自由心灵的呼吸，和开放品格的律动，最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军现代化行列中的当代士兵们的体验、渴望与情感。其中的佼佼者已然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个性，和不可小视的刨作潜力（如阎连科、陈怀国、石钟山、陆颖墨、蔡秀词、陶纯、阿浒、张香林等等）。他们是九十年代中国军人的“代言人”，是新一代军旅作家的“苗子”，是军旅文学的明天。
三是部分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中年作家逐步转入长篇创作。一般说来，长篇小说比较能集中考验与展示一个作家的思想质量与艺术品位，因此也往往被视为衡量一个作家成就大小乃至一个时代文学水准高下的重要标尺。前些年军旅文学长篇创作的薄弱也恰恰说明了它的难度。近二年来，我欣喜地注意到了一批中年作家（40岁左右或以上）经过一段准备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捧出了他们的长篇作品（多是长篇处女作）。其中比较可读的纯军事题材的就有朱苏进的《炮群》、朱秀海的《痴情》、刘兆林的《绿色的青春期》、黄献国的《灵性俑》、叶雨蒙的《黑雪》（系列）、张廷竹的《走向天国》、施放的《伤悼》等等。这些作品或反思文革期间畸形的军营文化，或描写南线战场上军人心灵的战争，或揭示我军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思想和艺术的水准虽然参差不齐，但都表明了作家日趋丰富与深邃的艺术和生活的经验和见解。驾驭更加繁复的题材和更加庞大的体裁的技巧与能力，和迈向更高更大的创作境界的努力与决心。
军旅作家们对新的题材和体裁的择取，以及一批新人的出现，就大致构成了近年军旅文学新的态势或格局。我将它们描述出来，并不等于预言它们将给军旅文学立马带来什么“突破”或繁荣——而仅仅只是想说明一点：经过了新时期的勃兴的军旅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将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以一种新的姿态开始一种更为艰难的跋涉。
1991年12月8日黑白斋
载《中国青年报》1992年1月29日